中国人有着深深的诺贝尔情结，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样的饥渴才被部分满足了。诺贝尔奖之后，是什么呢？在诺贝尔奖的家乡瑞典、在拥有无数获奖者的欧洲，人们已经在考虑诺贝尔奖足不足以定义人类的未来。诺贝尔奖根据传统学科来颁发奖项，对科学、经济、文化领域的探索和扩展，是这个奖项所注重的。它倡导了一个更富足丰满的未来，与世界各地倡导 GDP和经济增长的大方向同一轨道。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人们却发现经济发达和生活的满足感并不一致，另一种声音渐渐地越来越响：GDP和幸福，是不是成正比呢？
BQ记者专访了“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Right Livelihood Award Foundation）主席奥雷·冯·于克斯库尔，他们的奖项被称为“替代诺贝尔奖”，它指出了与“诺贝尔”不一样的方向——相比经济法则我们最应尊重自然法则。
奥雷：给孩子们谈谈吉他，是最大的幸福
BQ=《北京青年》周刊
OU= 奥雷·冯·于克斯库尔 Ole von Uexküll
BQ：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这是个很有趣的名字，基金会是怎样创立的？
OU：上世纪 70年代，我的叔叔雅克布是一个记者，他走访世界各地，收集了一套非常宝贵的邮票。他有机会参与很多国际性会议，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好的项目能成功地去处理国际性问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来自瑞典的家庭，知道如果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就都会受到重视，所以他对诺贝尔基金会提出建议，他自己出钱创办两个新奖项：一个是环保的，一个是脱贫的。但是诺贝尔奖基金会不同意。他也不放弃，创办了自己的机构和奖项。1980年，他在斯德哥尔摩租下一个大厅，举行了第一次颁奖仪式。1985年，我们被邀请在瑞典的议会楼举行了颁奖仪式。这个议会楼的仪式是由各个政党举行的，之后每年都在那里。所以他被誉为替代诺贝尔奖，真正的诺贝尔奖是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
BQ：在你们的网站上我看到一段描述，说诺贝尔奖颁给了精英，而正确生活方式奖的得奖者很多都是普通人，包括农民和老师？为什么？
OU：我们颁奖的理念和诺贝尔当年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给那些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但我们从新鲜的角度来诠释什么是最大的贡献，什么领域是我们关心的。
我们认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应该出现在环保、和平和人类发展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很务实的工作，不是理论方面的。如果说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和诺贝尔奖的不同点就是，我们认为自然规律胜过人类的经济规律。首先我知道有一些偏远的民族部落，他们的文化里有一个所谓的“未来预言家理事会”，理事会有一个“7代人原则”，就是根据一个政策对未来第 7代人的影响来对其进行评判。我觉得这个例子也反映了今天我们的很多选择其实是极其短视的，是违背了一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认为务实的解决方案往往都是复杂的、全面的，跨领域多学科的，诺贝尔则是单学科一条线上的。
我们知道有两种做贡献的人：一种是他们做很务实的工作，得到了实质的成果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模式和框架，他们往往是所谓的社会企业家；另一种是搞理论和研究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交叉点。
其实，我可以讲很多我们的奖主。其中之一就是 Wangari Maathai，来自肯尼亚，做了一个绿色地带的项目，早在 1984年获得了我们的奖项，而过了 2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授奖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他们的理念得以推广，二是可以保护奖主。比如 Wangari Maathai，我们当年给他颁奖的时候，他受到了当时肯尼亚政府的威胁，甚至被关进监狱，而我们的授奖提高了他在国际上所受的重视，等于保护了他。
BQ：在欧洲，大家对诺贝尔奖的态度是什么？
OU：这个要分不同的国家。诺贝尔奖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非常有权威的。像英国，他们虽然有很多人获得了“正确生活方式奖”，但是他们都不报道，但是在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等，他们对我们的重视可以说和诺贝尔奖是平起平坐的，报道我们的篇幅跟他们一样长，甚至更长。
BQ：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OU：各国的媒体文化太不一样了，德国媒体就喜欢讨论深入的问题，西班牙语国家也是，但英美的媒体总喜欢说：请你用 20秒时间来讲讲怎么拯救这个地球，他们不愿意深入讨论问题，除非你是维基泄密的那个人，他们才可能对你更感兴趣。他们没耐心听复杂的回答。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他是做军火发财的，我们只是靠几张邮票起家。我们的规模与其比，是太小了，我们也没有获得瑞典政府的任何财政支持，我们现在寻求得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的支持，想在斯德哥尔摩办一个奖主博物馆。
BQ：我看到得奖名单里还有一个得奖者是Medellin国际诗歌节，这个团体的得奖理由是什么？
OU：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奖主之一，经常有记者、媒体人告诉我，我们应该明确奖项的领域，比如人权、环保、和平 ......但是我们认为很多奖主，你不能给他们贴一个标签，因为他们是跨领域的。这个诗歌节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它多年来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但是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安全问题还是一个艺术的项目。上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是个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有内战、政府军、反对派、恐怖组织，一直在交火中。结果就是，市民不敢出门，我和他们走一走大街小巷时，他们给我指哪个是发生汽车爆炸事件的地方，哪个是我表弟丧生的地方啊等等。正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之下，哥伦比亚的诗人开始邀请世界上著名的诗人来到麦德林来咏诗，而正好这个活动实现了麦德林公民社会的复兴。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诗人来说，这是一个亢奋的活动，而对当地人民，这是个宝贵的机会能请外国人来，因为那个时候太危险了，根本没人敢来。而这些诗人在学校、公园、监狱、地铁上都会搞朗读会，效果很好。从来没有任何针对朗诵会的袭击，无论是什么理由，他们都能接受这个朗诵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出名的诗节，麦德林的治安情况也大大改善了，虽不能说完全是诗歌节的作用，但诗歌节的活动提升了人们对自己城市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