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整部电影变成了新型广告植入片，即并不单纯依赖明显的特写镜头来展示相应品牌，而是成了整部影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并最终成为行之有效的市场营销工具。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 ·格林在今年五月间写道，她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盖茨比傍上时尚业》。但她的判断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了解 1974年版的同名电影，对，就是罗伯特 ·雷福德那版，你就会知道在盖茨比再度和黛西金风玉露一相逢时，曾用卡地亚 （Cartier）的“红盒子 ”讨得美人的欢心：黛西家外岸边的那盏绿灯。而在新版电影中，“蓝盒子 ”虽然没有直接出镜，但从黛西那镶嵌钻石和珍珠的优雅头饰，到盖茨比时时佩戴的黑色缟玛瑙尾戒，皆是出自蒂芙尼的手笔；老版本中，雷福德的白西装交由彼时刚刚成名的拉夫 ·劳伦打理，而此次莱昂纳多则里里外外完全由老派的布克兄弟操办。
除此之外， 1974年版本中盖茨比第一次把尼克兄妹招待到自己那类似“诺曼底市政厅 ”般的豪宅时，他打开的那瓶香槟可是唐培里侬 （Dom Perignon）。新版里三人在海边嬉戏时，仆从递上的杯中物则是刚从冰桶中取出的酩悦（Moet&Chandon）——两者现在倒都是 LVMH旗下的香槟品牌。在菲茨杰拉德笔下，奶油色是富豪们座驾专属的颜色，但导演巴兹换掉了小说和老版电影中出现的劳斯莱斯，取而代之的是“全手工定制并换装增压发动机 ”的 Duesenberg——忘了林肯和凯迪拉克吧，尽管名字冷僻了点，但 Duesenberg却是正儿八经的美式豪车鼻祖。除了器物，当电影进行到 94分 17秒的时候，硕大无朋的纽约广场大饭店（ The Plaza）全景俯拍入画定格两秒钟。这是剧情发展里盖茨比、黛西同布坎南最后摊牌的地点，同时也是菲茨杰拉德本人生前最爱和夫人泽尔达一道下榻的酒店。
所以，专栏作家的发现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即便按照菲茨杰拉德的本意，作为“美国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 ”，他在生活与创作中本就不避讳美式奢华品牌的出现，更遑论后世以小说为底本开拍的电影了。在《红磨坊》里，世人见识了巴兹营建浮华世界的孜孜以求与乐此不疲，如此再现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爵士时代的穷奢欲极，似乎非他莫属。北京见面会上，他一直戴着电影中蒂芙尼为盖茨比定制的刻有雏菊造型的戒指。在他看来，“那本书讲的就是现在，那本书讲的就是我们。它告诉我是从哪里来，也告诉了我们将去向何方。盖茨比连同他的性格永远有生命力 ”。
“美国好人 ”盖茨比
1912年 4月 10日，“梦想之船 ”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启航，尽管在途中它撞上了冰山不幸沉默，但就像是日后卡梅隆改编的电影中露西终于得见“自由的灯塔 ”——这艘船的目的地纽约常常被人遗忘掉了。实际上，航线本身的始发与终结，构成了一幅二十世纪初这个世界权力中心流转与改换的世相图：英国依旧是日不落帝国，但多少帝国斜阳；美国则旭日东升，其道大光。卡梅隆的故事线也揭示了这一点：露西的母亲强烈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因为“你的父亲死了，留下一屁股债，幸好我们还有名声。我们也只剩下名声了。 ”而执意将其许配给美国大亨的公子，原因很简单，她要用女儿的贞洁换取日后生活的保障，而美国人则需要一位英国贵族小姐来装点门面，一拍即合的交易和爱情没半毛钱关系。当然，这位英国贵妇打心眼里是瞧不上美国New Money的，通过她的视角一位美国西部矿主的太太被称作“永远的毛莉 ”：这位富婆穿着酒红色的貂皮大衣，拎着三个大小不等的 LV旅行箱，气喘吁吁地甫一登船就对侍应生吆五喝六起来 ——尊容完全能让你联想到今朝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排队买名牌就像在自家门口农贸市场买白菜的东北大娘。
让我们再把视域从岛国移步欧陆。十九世纪的德国 ，地主阶级日渐式微 ，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流力量。当马克思以对生产资料占有为根据来重新划分社会阶层时 ，马克斯 ·韦伯则建立起另一套多指标体系 ，他确定了三个指标 ：财富、声望和权力。之所以确定这三个指标 ，是因为韦伯认为人们在追求社会地位时 ，不同的职业阶层有不同标准。比如经济界追求财富 ，按财富多少决定社会地位 ；知识分子追求声望 ，声望可以给他带来各个方面的相关利益 ；政治界追求权力 ，权力决定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自我形象。当然 ，正如韦伯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的那样 ，在以克己、勤俭、守时、禁欲为中心要旨的新教伦理支撑下的资本主义精神 ，永远鼓励人们积累财富 ，通过现世的努力工作来荣耀上帝 ，所以最终的判别标准还是会指向财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不管当时的学者还是之后的保罗 ·福塞尔说千道万， Money never sleep，money talks（金钱不眠，拥者为王 ）依旧是资本世界的王道。问题的关键是保罗日后在《格调》中指出的那样，品位和财富并不直接划等号，“为宦三代，始懂得穿衣吃饭 ”， Old money对 New money向来是存有歧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人第一次“打 ”到了欧洲大陆，饮马马恩河，却发现老欧洲的盟友和敌人都将自己视作乡巴佬和暴发户。但他们终究是胜利者，战场上他们有马克辛重机枪，市场上他们有更厉害的流水生产线 ——尽管老欧洲们依旧固守着手工作坊式的精工细作，但已然抵挡不住福特 T型车的长驱直入。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描画了这种美式的骄傲，“他（盖茨比）伸出一只脚踏在汽车板上，姿势矫健 ——一种典型的美国人的姿势，这种姿势，照我的想象，是因为从小没有抬过重东西，也不习惯正襟危坐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得缘于他们对剧烈运动的狂热。 ”菲茨杰拉德本人是作为彼时美国陆军一员参加过战争的，这一经历也被他原封不动地挪移到笔下的盖茨比身上，其实伴随着美国的崛起，这代美国人身上背负的“美国梦 ”也最为心雄万夫。盖茨比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上流社会的财富梦 ”以及“纯洁无瑕的爱情梦 ”，擘画他的一生其实也就是为那个时代的美国梦践行者们画像：不清不楚的低微出身，传奇的经历和运气相伴左右，一厢情愿的热络劲儿以及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乐观精神；自认为是“上帝之子 ”，道德洁癖同时又政治天真，在 Old Money“缩回到金钱和自私冷漠里 ”后，勇于站出来躺枪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