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被瑞典人誉为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出口物。当年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崇拜她，她剪短发，整个美国都是短发的女人，她不化妆上镜，商场化妆品的销量便直线下降，甚至她演修女，不少女人都进了修女院。好莱坞富商霍华德·休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飞行家》男主角原型〕有一次买下从纽约飞洛杉矶的全部机票，一定要褒曼乘坐他的私人飞机；一个影迷亲自把一头羊从瑞典赶到罗马去送给她；还有些信件的地址只写“伦敦 英格丽·褒曼收”，便能送到她手里。
她拥有着一张美到永恒的面庞，能唤起人们最温柔真切的情感。加里·格兰特偷偷分析过，也许是眼睛下光洁的皮肤，也许是嘴唇的角度，让人一看到她，就像沐浴在纯洁的光辉里。
她因为感情甚至一度身败名裂，被人唾弃，被全美国人评选为最不能原谅的人，但纵观她的一生，保罗·纽曼说，她始终是好莱坞最纯洁的人。
褒曼始终坚信，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她生命中完美的“另一半”，一旦相遇，两人会像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幸福地白头到老。因此，她穷其一生都在追寻完美的“另一半”，一腔浪漫情怀至死不改。
美国人最后还是理解了褒曼太过理想化的情感追求，原谅了她无可救药的浪漫。
小标：父母的爱情童话
从童年起，父母的爱情就深烙在褒曼心中。在她眼中，没有哪个男人能与父亲相比，她也没有遇到能超越父母爱情的神话。
父母相识于1900年，当时16岁的德国少女费里达·阿德勒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度假时，邂逅了28岁的落魄画家尤斯图斯·褒曼。两人坠入爱河。但是阿德勒父母禁止掌上明珠与这个身无分文的画家，阿德勒只好偷偷把心上人的戒指挂在胸前，固守爱情。7年后，尤斯图斯成功经营起一家摄影店，打动了阿德勒的父母，两人终于如愿在一起。
婚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很短暂的快乐时光，但不幸很快降临。第一个孩子因难产而亡。4年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没几天就夭折。1915年，第三个孩子终于平安降生，身体健康。欣喜的父母对这个小生命无限珍贵，并用当时瑞典小公主的名字为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孩取名为英格丽·褒曼。但孩子不满3岁，阿德勒就因突患肝病离开人世。
父亲拍摄的两张照片鲜明地记录下这个家庭曾经历的快乐和痛苦。第一张照片上，两岁的褒曼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而第二张照片上，3岁的褒曼正将鲜花放在母亲坟前。
由于两岁丧母，褒曼对母亲几乎没什么印象，但在父亲对母亲那充满自豪、伤感和爱意的回忆中领悟到：爱是这世间最值得追寻的事情，越是禁忌的爱情，越浪漫，越真诚。
褒曼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褒曼被接到姑姑艾伦家中，但仅仅6个月后，姑姑也去世了。孤独悲凉的童年迫使褒曼经常寄情于假想世界。
“我的生活常常出错。我不够理智”，褒曼常说。与褒曼合作过的导演乔治·丘克说，褒曼拥有“惊人的幻想力”，“在电影里或舞台上，这样的幻想对她有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会成为她的痛苦”。
和第一任丈夫结婚前夕，褒曼从姑姑的遗物中发现了母亲婚前写给父亲的信，字里行间饱含炽热情感，深深打动了褒曼，她期望能和未婚夫重演这样的浪漫爱情。
小标：第一次不理想的婚姻
然而，第一任丈夫彼得·林德斯特伦没能带来褒曼期盼的“伟大爱情”。
他比褒曼年长9岁，是一名牙医，邀请褒曼到斯德哥尔摩最豪华的大酒店吃午餐。褒曼回忆说，“他发出的邀请。他付的钱。他还有一辆车。”
褒曼当时确实是爱上了林德斯特伦。那时林德斯特伦英俊、勤勉，很讨人喜欢，“我不能忍受离开彼得。我深陷爱情中，无法自拔。” 1937年夏天，两人在斯德哥尔摩以北的斯特德小镇举行婚礼。第二年年，女儿皮娅出生。
此时的褒曼已是一个成功的女演员，在瑞典出演了11部电影。在事业上，她演技超群，目标明确；但在家庭生活中，她却极度缺乏自信和安全感。所有事情，包括穿着打扮，都由丈夫做主。
这时褒曼接受了美国著名制片人戴维·塞尔兹尼克发出的邀请，只身来到好莱坞。褒曼喜欢美国，林德斯特伦却正好相反。她回忆起丈夫到纽约看望她时“看到的只是这里的建筑很脏，抱怨袜子被宾馆地毯弄脏了，抱怨所有的事情。我失望极了”。
随着褒曼在好莱坞越来越受欢迎，林德斯特伦不得不接受“英格丽·褒曼的先生”这样的头衔。1942年《卡萨布兰卡》公映，褒曼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褒曼事业的成功，让林德斯特伦开始觉得妻子不再像以前那么依赖他，反倒越想控制她：他独掌家中的“财政大权”，不赞成褒曼添置新衣服；要求她每天准时锻炼半小时，否则就唠叨不停；甚至严格控制她的饮食，她总是饿着肚子离开餐桌。他常责备褒曼：“你说话时别这样皱着额头，会长皱纹！”、“注意收腹！”、“你是不是长胖了？”唠叨和神经质粉碎了褒曼对浪漫的幻想，但当她小心翼翼提出离婚时，他却以为她在开玩笑：“你怎么会在我们正幸福时提出这种要求？”
林德斯特伦和女儿最终搬来美国，一家团圆。但这场婚姻已名存实亡。年幼的皮娅“总结”父母的婚姻时说：“他们曾经相爱，现在不爱了。”
小标：与卡帕的爱情
婚姻不再美好，但对浪漫的渴求却一直深藏在褒曼心底。1945年二战结束前，褒曼在法国巴黎演出时结识了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那年她29岁，已经和丈夫林德斯有了一个女儿。
“他勇敢、智慧、风趣，是一个浪漫的人”。褒曼爱上了他，但卡帕拒绝婚姻和约束。这不但没有让褒曼退却，反而更符合她对浪漫的理解，她仿佛从中看到父母当年那段“被禁止的爱”的影子。1945年秋天，褒曼开始公开谈论要跟丈夫分手。
卡帕需要自由安排生活，而褒曼期望这场爱情能带来婚姻和家庭。卡帕在褒曼的劝说下来到好莱坞，却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也不能容忍她繁忙的工作。他劝褒曼向别处发展。从那时起，褒曼开始对欧洲电影发生了兴趣。卡帕告诉她，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同罗塞里尼那样的导演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