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国
我上初中是在1956年。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就像咱们今天说“2013年、2014年”那样。可是关于我国的语文教育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往常的年份。这一年，依据教育部的指示，施行了中学语文分科的实验，本来的“语文”一科分成了“汉语”“文学”两门课，分别由两位教师来上。这一实验只进行了两届，1956级和1957级，到1958年就戛然而止了。之后“汉语”、“文学”从头合并为一课。
“语”“文”分科，文学课的教材天然悉数选了文学作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汉语”课上什么呢？必定要有新的教材。成果咱们在无意之中又成了别的三个实验的实验品。
第一个是学习汉语拼音。咱们这一届的初、高中生大约是汉语拼音的第一批实践者。我在读小学的时分没有汉语拼音这回事，也没有学过民国时期制定的注音字母，从_年级起学的就满是汉字。现在有了专门的“汉语”课，就要讲语音、词汇、语法等。语音讲什么内容呢？正好在此前一年，我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汉语拼音的六种计划里经过了拉丁字母的计划，所以就把这个计划的草案拿过来放在《汉语》教材里，作为咱们学习汉语语音的内容。
第二个是运用简化字。相同，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学的都是繁体字，简化字的开端计划也是在1955年刚刚经过，在咱们的教材里开端运用。但简化类推等办法则还没全面使用。例如咱们讲义的称号就用了“汉语”二字，前一个是简体，后一个仍是繁体。
第三个是学习语法。在咱们之前，学语法、研讨语法都是大学里的事。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言语学问题》之后，国家发起我们要学一点语法。所以由公民教育出版社新建立的汉语修改室主任张志公先生牵头，编写了一个《暂拟汉语语法教育体系》，对其时歧异严峻的几位语法我们的语法体系进行了折衷，先“暂拟”个体系，以满意“教育”的迫切需要，让咱们中学生试用，成果这一内容也成了《汉语》教材的主体。
语文讲义不但从繁体改成了简体，并且从竖排变成了横排（我国出版物一致从竖排变为横排也是从1956年1月的《公民日报》改版开端的）。课外读物呢，在小学看的都是一些古旧小说，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列国志》之类，进了中学，图书馆也是新的，增加的有许多新的少儿读物和其他书本。我才第一次读到外国小说，主要是苏联的卫国战争小说和反间谍小说，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很多东欧国家的民间故事、神话（如《安徒生神话》《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如同一下打开了视野，看到了国际。那年还创刊了《少年文艺》，我大姐夫替我订了一年，作为恭喜我升入中学的礼物。任溶溶先生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最早就是我在这本杂志上看到的。记住我初一就开端学写诗，还仿照其时盛行的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诗”。我还自编了一本杂志，叫《少年先锋》，自己写文章，自己写诗，自己画插图，规划封面。
到现在没有对1956年、1957两年实践的“语”“文”分科做过什么总结，我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个实验非常值得总结。作为过来人和亲自受教者，我觉得这一实验是非常成功的。至少我觉得我在言语、文学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根底，就是从那时开端的。初中今后我再也没有学过言语，乃至在读大学外文系时也没上过专门的言语学的课，成果直到考研讨生时，我的语音和语法根底仍是来自初中学的课程。文学课因为不用忌惮“言语”问题，能够专从文学视点去赏识和领会，也特别获益。记住那时读的《牛郎織女》，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文字写得美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