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在新世纪怎么热起来的？】
2000年，风闻台湾李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街头巷尾的书肆便争相摆出该书重印的版本。许多人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北京有个法源寺的。当时，法源寺每天的游客剧增，而且几乎人手一册《北京法源寺》，按图索骥，一路打听而来。我想，卖门票的管理员感触最深：法源寺的命运，怎么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在此仅以本人为例，虽然长期寓居京城，却一直不知晓法源寺在地图上的哪个角落，更不曾有过振衣踏访的雅兴。看来真应该感谢海峡彼岸的李敖，使法源寺像一艘沉船被打捞出记忆的水面。当然，更应该感谢诺贝尔。
法源寺居然跟大名鼎鼎的诺贝尔产生联系，而且很明显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因为李敖的这本《北京法源寺》多年前就在大陆出版过，但读者寥寥。自从获“提名”的消息传出，顿时显得洛阳纸贵，不可同日而语。我那时想对那些排队购书（甚至持书慕名而来）的人们提一个问题：你们是真爱法源寺呢，还是更爱诺贝尔？但愿法源寺重新受到关注，并不是人们爱屋及乌的结果。
作为中国人，必须检讨自己：对法源寺的关心太少了。甚至可说，它一直处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尘埃满面，默默无闻。外地游客来北京，都是为了看天安门、逛故宫、爬长城的，没有谁想到去法源寺添一炷香火。它算不上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旅游热点，甚至许多本地人都不了解自己拥有法源寺这么个伟大邻居。
我为法源寺的沉寂感到悲哀，又为它的复出感到惊喜。我是急急忙忙打一辆出租车去寻找法源寺的。手捧李敖的书还没来得及细看。但客观地说：这堂课补得还是太迟了。
不知李敖写《北京法源寺》时，是否确实踏上过这方圣土？还是仅仅凭借史料与想象？他作为岛民，是如何理解遥远的法源寺的？不管怎么说，他写这部书，就等于遥遥地给法源寺点了一炷香。他心理上与法源寺的距离，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近。
李敖自称：《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他描写著名变法维新人物谭嗣同，在刑前也曾到法源寺一游。依据的是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所说“亲赴法源寺访袁”。
【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著名巨刹】
北京地区寺庙太多，曾供奉过各方神仙，但在无神论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对此已熟视无睹，很难对哪一座叹为观止。法源寺可不同寻常，它堪称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著名巨刹，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说起来也有一千三百多岁了——是老人中的老人。据传系唐太宗为悼念东征阵亡将士所建，故原名悯忠寺。
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恢复“悯忠寺”名称。
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重加修整，尤其增建了“悯忠阁”，在当时人眼里高耸入云，获得“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赞美，成为一大标志性建筑。
历经辽、金、元、明、清各代，法源寺屡遭劫难。最严重的一次是辽代清宁三年的大地震，使这艘佛海中的巨轮樯倾楫摧。但它还是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见法源寺的规模，基本上是辽代道宗时重修的建筑布局，只不过周边范围有所收缩。
明朝正统二年 （1437年），寺僧相熔法师募集善款，进行了修葺，易名为“崇福寺”。
清朝，朝廷崇戒律，在此设戒坛，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律宗教义，对人民进行“治心”。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戒法事。悯忠寺也是在清雍正年间正式改名为法源寺的。
《御制法源寺碑文》称：“人以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谓摄心明戒，亦只知心之说，而源仍未及知也。”“源不可不达矣，（必须）识心达本源”，“达源”乃“巨而忠国孝亲，制行立事；细而饮食起居，日用常行”。还说“本皇祖劝善至意，书‘存诚’之颜，揭示万古达源之要”，点明了崇尚律宗的要旨。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法源寺应诏再次整修。爱写诗的乾隆皇帝，还亲自来到寺内，写下“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的诗句。大雄宝殿内至今高悬有乾隆皇帝御书“法海真源”匾额。“法海真源”什么意思呢？其实很明确：千条万条戒律、刑律，都是“流”，内心存诚才是“源”。
法源寺里逗留过太多的历史过客。宋钦宗赵桓被金兵俘虏，押送北上，曾囚居在此。不知他在铁窗内倾听古刹钟声，心里作何念想？
元二十六年（1289年），南宋的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隐藏在建宁（今福建省建瓯县）唐石山中，后来还是被元军俘获，押解至大都（北京），拒不降元，在法源寺绝食身亡。也是一曲正气歌。
净业堂里原供奉有唐僧玄奘法师头顶骨，可惜后来失盗了，不知沦落入何人之手。但依然让人浮想联翩。
法源寺很开阔，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采用中轴对称格局，从南往北走，进入山门，依次能见到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悯忠台，净业堂，无量殿，大悲坛，藏经阁，大遍觉堂，东西廊庑等，总共七进六院。
天王殿正中央，供奉的是明代制作的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铜像，高1.12米，袒胸露怀，欢天喜地。弥勒佛背后，是护法神韦驮坐像，明代铜铸，高1.70米。两侧还有四大天王像，也都是明代铜铸。
大雄宝殿正中，供奉“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和普贤菩萨像。为明代制作，木胎贴金罩漆。
法源寺是中国佛学院院址，“文革”后又增设了中国佛教图书馆。1983年，法源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寺庙内佛像、文物颇多，很值得去烧烧香的。确切的地址是：宣武区教子胡同南头东侧。
法源寺的紫丁香很有名，是北京春游一大景。每年春天，院中的丁香准时开放，带给人们好心情。当年徐志摩和林徽因，为来华访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做导游兼翻译，好像曾领他来过法源寺赏花。
【法源寺收藏云居寺石经全部拓片】
北京的内外城及郊区寺庙林立，若逐一抄录，足可以排列成长长的一卷花名册。只是不知该以何为顺序，以名气大小呢，抑或以年代远近？俗谚“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吧。三山指位于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位于门头沟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于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亦称西峪寺）。绝对算顶级元老。
八刹可分为内八刹与外八刹。内八刹位于内城，包括柏林寺——创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嘉兴寺——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广济寺——创建于金代，法源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敕建，龙泉寺——创建年代无法考证（明代重建），贤良寺——创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广化寺——创建于元代，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法源寺不仅在内八刹榜上有名，而且是资历最老的。
今法源寺方丈院辟为“房山石刻展室”，藏有房山云居寺石经全部拓片。作为内八刹之一的法源寺，由此和作为三山之一的云居寺产生了联系。
按道理云居寺比法源寺还要古老，始建于隋朝（时曰智泉寺），只不过隋时房山属涿县，离北京（时称幽州城）约七十多公里——今天已划入北京西南郊，叫房山区。
云居寺因藏有成千上万块佛教石刻经板而令世人瞩目。1956年，国家开始进行发掘，历时三年就从压经塔下地穴和石经山九洞中清理出自隋朝的刻经石板14000多块。而其中的第五藏经洞（称雷音洞）四根石柱雕有小佛像1056尊，四壁还嵌有云居寺创始人静琬法师早期所刻经板146块。这一项目隋至明历经千载，被称为我国继万里长城、大运河之后的又一浩大工程，便由此发端了。这奇特的工程不仅需要锤、凿、膂力与血汗，更需要世代相传的诚心与恒心。浏览着深刻进石头里的那恒河沙数般的细密字迹，才知道什么叫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今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又有人誉之为“北京敦煌”。
除了法源寺、云居寺之外，北京著名的古刹还有天宁寺、潭柘寺、崇效寺、报国寺、碧云寺、隆福寺、万寿寺、黄寺、大钟寺、雍和宫，等等。我们应该重新将其一一认识。它们对于我们今日的生活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