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人的困惑：哪里是故乡？
林奕华说：“我觉得梁文道很特别，因为他的文化基因并不单纯：他不是香港人，他又是香港人；他不是台湾人，他又是台湾人。”
生于香港，4个月大时就因父母的窘困托给在台湾的祖父母，梁文道直到15岁前的生活都发生在台湾。祖父母爱他护他，又给他自由。祖父教年幼的他看《三国》、看《水浒》、读《四书》，从小已有大量阅读的根基。送他进思想自由的天主教会学校，小学时期，他就开始以研究员的身份去做课程的资料收集，或与同学轮流做小老师，似模似样讲课。渐渐地，这个年轻人既经历着独立思考、自我担当的成长，也因过于自由的成长环境而变得叛逆，甚至因被怀疑是“黑道分子接班人”而被学校劝退，终于在中三那年，又回香港继续学业。
在梁文道的自述中，青年时代的他所在的台湾正处在非常时期，人人高喊爱国，怀念着大中国，怀念着传说中的北平，身为外省人，他们“怀念早餐食用的豆汁、听京剧，看梁实秋那些以20、30年代北京作背景的书，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国时期，我便是一个浸淫在旧中华民国文化中成长的人。”
这个用民族主义的强烈爱国热情将自己武装起来的年轻人，携带着激情的因子到了香港，突如其来地，他的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原来过去所看到的历史是被修正的，被删节的历史。香港教会我事物都有两面，要冷静客观地看待。”
当年的他，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体认“香港给了我启蒙”，但又因多年台湾的经历，他对待香港又多了一分冷静。
这座幻境般的都会，拥有鲁迅停留讲学的青年会小讲堂，也有张爱玲一生念念不忘的浅水湾酒店，但梁文道却觉得这是一座巨大的“文化沙漠”。他的比喻太有趣，“这是一个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是文化沙漠的城市，但沙漠的下面又藏了很多宝石。你随手捧起一握沙，沙砾里面会漏出很多宝石来。但是沙砾与宝石之间发生不了任何联系，它们是完全独立的。没有水，太干了，所以沙漠还是沙漠，变不出土壤来。”
“香港是一个糜烂的城市，是一个住着七百万人的大农村”，他说的是关于香港人人热衷的八卦，“谁最爱看八卦，村里的人嘛，因为没有别的事情能引起他们的热情，就是东家长西家短。香港有着最时尚的大都会的外表，但内在却是个农村。”
他对香港这般刻薄。但身为香港美食人的欧阳应霁聊起他时，却说：“文道该多休息一下。因为他太辛苦了，但是他的辛苦是为了全香港人。”
院长的清高：牛棚里的“上山下乡”
土瓜湾码头角道63号，在香港最破落的一个区域里，曾经是用来宰杀牛的屠宰场，梁文道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找来这片地域，一手一脚地建成了牛棚书院，那是2001年的事情。
为什么叫牛棚？“在这么简陋的环境中搞文化，类似于北京当年的‘798’。我总是觉得这有点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叫牛棚。”对于书院的构想，院长梁文道很有些任重道远的味道，“首先它是一个让不同的文化领域的人能够有机会交流碰面的场所，第二，它还是一个思潮的交流平台，打破知识界、文化界、搞政治的、搞社会活动的种种人之间的隔膜。”
这个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书院，在香港文化圈做出种种离经叛道引人侧目的事情：邀请学者听公务员的演讲；请不同领域的学者讲电子科学和摇滚乐的联姻关系；甚至将商贩请上台去，“我们总是去探讨小贩的生存状态，文章倒写了一堆，不如真实邀请小贩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2005年，牛棚书院宣告了死亡，这个为香港文化带来新鲜空气和对望窗口的地方，最终杂乱无措地宣告了失败，皆因梁文道坚持每一次教学的人都应获得相应报酬。这是他对香港不成文的粗陋传统的对抗：无论政府和组织，邀请学者讲座统统一毛不拔——讲学？甚是欢迎！报酬？一面锦旗！
“这样的锦旗我这里有几百面之多！总不能让我们吃锦旗为生。”所以，每每邀请人来，梁院长总是自掏腰包支付演讲费用，他有他的坚持，也不愿接受赞助，“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愿被更多的商业气息打扰，这个地方应该是自负盈亏的。”
苦心经营好几年的地方倒下，院长倒是老神在在，“在香港搞文化，是要一开始就要知道是失败的。一本书不好卖，一个戏不卖座，一个杂志的垮掉，一间出版社的倒闭，我们不应该难过，因为那是注定的。而你仍然要做，那是你自己的事。”
在牛棚书院红砖砌成的外墙上，梁文道留下一个转身的背影，走得利落。
公知分子：坚持的责任
“请问是梁文道小姐吗？”
“不是，他是男的，他不在，去学校了。”
“哦，他是去教书啊？”
“不是，他是中学生。”
这是梁文道的妈妈代他接的第一个来自香港《信报》的电话，告知他投稿通过，因文字太娟秀，被误认为女人，又因思维有深度，被当成教员。从那以后，还是中学生的梁文道，便和亦舒、张小娴、李碧华等作者一起成了被香港人熟知的专栏作家，也逐渐地，一点点扩大自己的说话领域，终于，成了两岸三地皆信服的公共知识分子。
林夕曾说：“道长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对社会。学问底子厚得不得了，看书很快很多。”
这些年，公共知识分子被看成一个群体，以一种显眼的方式被摆放出来，甚至在很多地方被人批评诟病，有时候，这个词汇被赋予了与最初的严谨公正完全相反的意义，但梁文道珍视这个词汇，并愿意承担这个身份带来的责任。
“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常常说话，常常参与各种各样的讨论。之后慢慢地，很多人忘记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认证所赋予的责任跟承担，忘记了自己的角色。”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大概是两三个月前吧，南方都市报旗下的一个周刊做了一个小文章，访问几位中国的公知心目中的女神是谁。当时也找过我，我没有回应。可能有些同仁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假如问我梁文道作为一个男人，心目中的女神是谁，我或许会答或许不会答；但如果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回答，我不会去答。因为一旦我们是以这个身份出现的，那么要关注的、要写的、要发言的，应该都是关于公共事务。你心目中的女神是谁？（笑）我不认为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