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中国文脉》这本书中说，所谓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的生命和审美，在多数情况下，这股潜流既不是官方主流，也不是民间主流，而且体量不大，但时断时续。多数人总会在官方主流和民间主流中寻找文脉。这种寻找是错误的？
A：不是错误，而是在等级上出现了偏差。请注意“等级”这个词，这是修治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基本标尺。我在书中用十六个字来概括目前大家经常遇到的文化困境：“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Q：现在网络传媒间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倾向。其中一个极端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A：中国文化界最早批判这种提法的，就是我。在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秋雨时分》中反复论述，还写了文章发表。我说，如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从近代以来还要那么多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现代化而奋斗？为什么三十年前还要改革开放？我还说，如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大山沟里的封闭老农都可以去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要进入世界语汇系统和当代审美系统，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筛选、升级、交融、解构、重构。
Q：但是您也没有支持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有些“知识精英”根本看不起中华文化，一味地蔑视和鄙薄。
A：我从来没听说过那种蔑视和鄙薄中华文化的言论。即使在美国各著名大学巡回演讲期间，我遇到的那些最傲慢的西方学者，对中华文化也是极为尊重的。我不明白，当代中国学人蔑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胆气来自何方？其实，人们可以不去攀登喜马拉雅山，却不能否认它的高度。
Q：现在还出现了第三种潮流，有人认为中国文脉出现了“大断层”，却又极度颂扬民国时期的文化。有人还认为，民国时期的文言文就证明了中国文脉的基础还在。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A：这样的事，不能劝说，让他们去吧。从宏观上看，民国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不太行。只要用国际坐标和历史坐标来看，就能明白。兵荒马乱，学风支离，文心恍惚，怪不得谁。至于民国文言，从整体而言，是一种低等级的“文牍体”，只能吓唬一下今天完全不熟悉古文肌理的人。我在《中国文脉》中一再论述，中国古代至文，以汉为极。“唐宋八大家”加在一起，也比不过一个司马迁。至于古文余绪，最后幽光一闪，在晚明小品。以后文章，哪怕是桐城派，都已上不了等级。清代文学真正上等级的，是用白话文写的《红楼梦》。
Q：《中国文脉》中专门有一篇是综述中国书法史的，但是现在年轻人对书法艺术了解不多，这种状况会不会觉得沮丧？
A：不沮丧。好东西不必普及。我担心的倒是人人都能动笔的“书法村”之类。我在书上写到过，北魏时期留下的山间断碑，在夕阳和荒草间展示着独孤的骄傲，这就特别让人神往。我会设想，牵着一匹马，恭敬走近，在那个残碑下栖宿。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文化艺术的态度，民粹主义在文化上的一大弊端，就是所谓“人人皆能共享”。《中国文脉》要坚持一个事实：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品都不是这样，包括书法在内。对于中国文化史中最高等级的稀有财宝，我们应该教育更多的年轻人学会瞻仰，学会珍惜，学会保护，这就也可以了。不可能“人人共享”，更不要人人都会模仿和“克隆”。
Q：近现代中国作家，您只提了鲁迅和沈从文两位，为什么独独看重他们？
A：鲁迅是近现代中国作家中惟一懂得刻划“集体人格”（即他所说的“国民性”）的，这就贴近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国际水平。沈从文则建立了个人文学和特定土地的美丽契约。可惜他们都写得太少。其他作家，都描写了社会矛盾，但在文学本体上都未臻一流。倒是当代作家不错，如贾平凹、莫言、余华、张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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