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疆村是黑龙江中俄边境上全国闻名的“混血村”，也是两国人民联姻频繁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运动，让有着混血长相的村民们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亲历了一场生死劫难。而今，由于对混血身份的避讳和主动“洗”血统，该村的俄罗斯元素正在趋向消亡……
位于黑龙江黑河市逊克县车陆乡的宏疆村，低调地隐匿在雄鸡版图的“鸡嘴”附近，与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咫尺相望。
早在上个世纪初，苏联人开始大批迁入宏疆村，和村民的通婚慢慢变得频繁。之后，村里有着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混血儿”渐渐多起来。到后来，全村165户人家中，混血人口多达75户，264人——久而久之，宏疆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混血村”。只不过，那满嘴大茬子味儿的东北口音，还是很容易让人将这些村民与外国人区分开来。
值得铭记的是，宏疆村还是一个“没有特务的特务村”，起因来自上世纪70年代那场政治运动……
江那边逃来的“贵族”
故事还要从紧靠宏疆村那条分隔了中俄疆界的黑龙江说起。
那是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寒冬，并不宽阔的江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一个名叫葛金丽娜的俄国贵族女人把1岁多的孩子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冰封的江面，来到这个叫做宏疆的陌生小山村。葛金丽娜选择扎根此地，唯一的愿望是“每天能有土豆吃就行”。不久之后，她嫁给一个闯关东的山东人，并生育了7名子女。
那时候，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一场难民潮。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更是使很多家庭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苏联人被逼到绝境，只有越过黑龙江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当时，有着和葛金丽娜类似遭遇的苏联人不在少数，他们中有的人成为了“混血村”的最初造就者。
现年80岁的徐维义，就是葛金丽娜的儿子。他身形高大，满脸络腮胡子，灰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聊起多年前这群涉江而来的苏联人在宏疆村的生活，他咧嘴大笑，嘴里居然蹦出一个词：矫情。
实际上，和祖祖辈辈勤恳种田的原住村民比起来，这群外来客的生活是新奇的，而且时刻变换着花样，就像是舞台上演绎的样板戏。那时候，村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她们的中国话说得不太利索，但喜欢穿着蓬蓬的花布裙子，伴着悠扬的口琴声，每个礼拜唱歌跳舞地聚一次。在破旧的村屋前，苏联老太太们会筑上小栅栏，精心栽培各色的鲜花，还会在屋子里烤上酸面包和俄罗斯大列巴，配上酸牛奶和苏坡汤当正餐吃。吃饭前，她们会在胸口画十字，并且念念有词地祷告。那时候，河对岸的亲戚时常会邮寄一些瓜子、糖果和被面过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徐维义一家在村民面前是很有面子的。
但是，黑龙江两岸交流频繁、欢声笑语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上世纪50年代末，国际政治上的风云突变影响着一江之隔的两个国家，中苏关系降至冰点，边境一夜之间被封锁。在河对岸做生意、探亲的宏疆村人再也不能回到村里，只得对着另一头叹气。
再安居乐业的生活也无法消解依恋故土的情感。徐维义告诉笔者：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当江面上有苏联船只驶过，一些女孩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一边跺脚一边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这里。
曾经，有好几个人在试图偷跑回国的路上，被警察抓住而送了命。从此，再没人敢做回家的梦了，与其送死，倒不如在异国苟活。于是， 外来的“客人”潜心扎根在了这片土地，开始代代繁衍生息。
“看你长得就像特务”
半个多世纪后，葛金丽娜和那些唱歌跳舞思念家乡的苏联老人都已先后去世，并葬在了宏疆村。可是，他们与当地人所生育的后代却没能继续安稳地过日子，而是因为遗传的长相遭遇了一场生死劫难。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夜之间，整个屯子里的“混血儿”全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当时，外界将之称为“车陆乡特务大案”，而宏疆村也成了令人鄙夷的“特务村”。
而今，这里再没有人会以血统为荣，正如同没有人愿意提及“特务村”这样的字眼。
日子在中俄混血的徐桂芝这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她在丈夫张运山死后，每天除了吃饭，大多数时间都一言不发地躺在炕头上，喝酒、发呆——她至今都不明白什么是“苏修特务”，为何老实务农的丈夫会突然变成“特务头子”。
原来，张运山曾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造反派们据此“铁证”把他打成“苏修特务集团头头”，每天批斗会上用皮鞭抽打，完了让他爬回牛棚。终于，张运山趁造反派不注意，一头栽进棚口的老井，死的时候才42岁。在村民眼里，张运山很能干，又好交朋友：“白色衬衫进去的，死的时候都被血浸成红色的了” 。
村民说，当时屯子里还有个叫李荣贵的混血，被打成“苏特”受到批斗的时候，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个近100斤重的驱动轮，后面的造反派踹一脚，驱动轮晃两晃，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淌。
徐维义也“挨了整”，被两人按住，保持面朝地上、背着双手做“喷气式”的姿势，8天8夜后难受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最后实在熬不住了，听说罪名大点，反动派就会停止虐待。他操着东北大老爷们典型的口气说：“当时也不知道特务是干啥玩意，我就认了，说我整了把枪。后来叫我把枪找出来，我就说在我哥家里，我哥气得举起凳子给我抡过来，这不没有的事儿吗……”
像徐维义这样屈打成招后“圆谎”的例子还不少。徐月娥记得，当时那些人也是在运动中凑热闹，好多荒诞的回应都照单全收。“他们问我们电台在哪里？我们哪知道啊？就只能编，说电台长得跟烧火的炉子一样。造反派又问，是怎么跟那头联系的？我们就继续编，说那头一划火柴，我们就看见了。你说隔着条江，谁能看得到啊？”
今年74岁的张树娟提起那段岁月，眼神空洞地摇头苦笑。“说起来就像个笑话，可不就是个笑话吗？”那时候每家一个特务指标，只要承认了罪名就会少吃些苦头。但张树娟无论被关牛棚里多少天，还是咬牙否认，她觉得没有的事情不能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