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心的葬礼上，播放着贝多芬的《135号四重奏第三乐章》，陈丹青知道，这是老师木心最爱的曲子。葬礼的前一天，陈丹青扎进厚厚的唱片中，一首一首地挑选，把贝多芬、巴赫等音乐家的六支曲子汇成一张光盘，作为他的弟子，陈丹青用心可见一斑。那一天，还有百余名青年读者赶赴桐乡为木心送行，葬礼上，他们问陈丹青可不可以整理出版木心的听课笔记，望着年轻人的脸，陈丹青忽然想“这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于是，才有了这本厚重的《文学回忆录》。
1989年至1994年，木心在纽约为一群中国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为期五年，留有完整的讲义。在2006年归国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想要出版这份讲义，但被木心拒绝，因为“这不是我的创作”。在木心去世后的一周年，因着年轻人的恳求，也存着不想让这份讲义埋没的私心，陈丹青“食言”了。面对这五册听课笔记，他说，“我不是个好学生，但我是一个好的速记者，这些笔记忠实记录了木心的讲述和语气，包括他无数次离题的笑谈”。
1982年，陈丹青与木心相识于纽约，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陈丹青早就强调“我只是他的学生,不是一位有资格评价他文学的人”。90年代初，陈丹青陆续带领一些中国艺术家去认识木心，大家都很喜欢他。据艺术家曹立伟回忆，第一次见木心，不说话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但一说话，就会变成整个屋子的主角，“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我认为’，而且喜欢一语道破一件事，三言两语说破一个局”。
木心在内地时，与体制内的人没有往来，因而在纽约与大家聊天时往往惊叹，“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之后章学林、李全武纠缠木心，请他开课。于是1989年元月，木心正式开讲，陈丹青回忆说：众人在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启动。那天满室哗然，很久才静下来。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地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62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个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木心在讲完如上的规定后，笑称这将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这五年讲课的确当得起“远征”二字，起先拟定的是20多节课，讲着讲着就变成84课，中国从《诗经》讲起，西方从希腊讲起。后来涉及得很多，阿拉伯、南美、亚洲，其中有印度、日本、土耳其、波斯，连一些小国的文学作品都囊括，这得益于木心少年时候的阅读，十三四岁时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所以讲课时虽然备课本上密密麻麻有小两万字，但木心却很少翻阅，只是环顾众人，语速平缓，就像聊天一般，而且经常离题，满是灵感。
“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这是陈丹青对这场听课所做的描述。
在木心的讲课中，频频提到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与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曹立伟心中，木心洁身自爱、自尊唯美都很像嵇康。而在陈丹青这些学生遇见木心前，“我们不懂什么是美，什么是自尊，无知得可怕”。木心的自尊，浅薄地说从外表一望即知，每次上课他总是正装出席，并且要求学生们也一定要在正式场合穿着正式。在准备写作前，会穿好衬衫，打好领带，把皮鞋仔细地擦拭干净，全身正装，然后慢慢地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
木心对文学的尊重，即便是在斯文扫地的“文革”也未曾放下，曹立伟曾经看过他在狱中的手稿，“书写的字一丝不苟。我在这之前没有见过一个现在的中国人写任何稿子如此一丝不苟”。这种自尊也是木心给予陈丹青最大的礼物，“他让我对世界对艺术都有了一个立场，有了这个立场我不再害怕这个世界。我知道怎么爱艺术”，所以陈丹青也把这些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你们还年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害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各种事情都会伤害你们，让你们担忧恐惧。你们在做人和做事情上要有一个更大立场。先生喜欢说，中国人会说人生观世界观，这都太小了。他说如果你对文史哲有一个了解，能够进入你内心。那么当你遇到变故，遇到这个世界在变化，遇到灾难遇到侮辱，能够镇定”。
因为《文学回忆录》这本书，章学林、李斌、黄秦宁等学生都纷纷赶来新书分享会，当年的这些人提到木心，“先生”二字念得依然崇敬。先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在陈丹青等一众学生心中，“他用自己克服了时代，教会了我们”。
陈丹青的老师：
木心（1927—2011），原籍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在“文革”囚禁期间，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陈丹青说，“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著有《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往》、《即兴判断》、《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我纷纷的情欲》、《西班牙三棵树》、《鱼丽之宴》、《巴珑》、《伪所罗门书》、《诗经演》、《爱默生家的恶客》、《云雀叫了一整天》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