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能、恒天然通过法律途径，或许能决出赢家，但长远来看，二者都非赢家。
对于达能、恒天然来说，启动法律程序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未来的连锁反应将给这两家跨国食品、乳业巨头带来深远影响。
新年乳业第一诉
在新西兰当了24年的奶农，威利·莱菲林克（Willy Leferink）一直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五年前，他的车库里就已经有一艘游艇和一辆奔驰汽车了，现在同时拥有五家牧场和几千头奶牛。但新年才刚刚开始，他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对任何企业来说，就怕遇到‘惊喜’（surprise），而食品安全引起的恐慌则是最避之不及的一种。”威利不仅是恒天然公司10500名奶农中的一员，也是新西兰奶农联合会的主席。他所说的“惊喜”，指的是达能对恒天然发起的诉讼。“我们从没想过这件事会闹上法庭。”
巴黎当地时间2014年1月8日，跨国食品企业达能集团突然宣布，已经结束与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所有合作关系，并在新西兰高等法院启动诉讼以及在新加坡启动仲裁程序，要求恒天然赔偿其在“肉毒杆菌乌龙事件”中的损失。据新西兰林肯大学农业管理系教授基思·伍德福德（Keith Woodford）推算，如果达能赢得诉讼，包括威利在内的所有恒天然持股人将每人损失三万五千美元。
时间拉回至2013年8月2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宣布，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旗下工厂生产的约28吨浓缩乳清蛋白粉被检测出含有肉毒杆菌毒素，这些乳清蛋白粉作为原料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饮料等产品，最终导致亚洲各地召回了数十万罐婴幼儿配方奶粉，八家企业受牵连。26天后，检测结果证实在恒天然生产的原料中不含肉毒杆菌（具体参见南方周末2013年8月15日《起底恒天然》、2013年9月6日《奶霸摆乌龙，苦主难索赔》）。
由于婴儿奶粉原料严重依赖恒天然，达能成为了“乌龙事件”受影响最重的一家。在这之前，凭借多美滋、可瑞康和诺优能等品牌的优异表现，达能在快速增长且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上屡获佳绩。
对于达能的诉讼，恒天然也以高姿态回应，“我们对己方所持立场仍然充满信心，并将积极响应任何诉讼。”
至此，达能与恒天然的105天谈判宣告破裂。
谈判“走进死胡同”
谈判是从2013年9月24日开始的。
达能先给恒天然正式发函，随后，达能发表公开声明，称恒天然公司在执行食品行业所要求的质量标准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他们在全球八个市场因召回受到的损失应该全部被赔偿。
达能中国区新闻发言人褚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协商的初衷并不完全为了赔偿，而是想要签订新的合同以及确定合作的前提条件。“我们是以非常开放的心态与恒天然交涉，希望能更好地合作。”
褚文转述达能继续合作的前提条件，一是希望得到恒天然的保证，此类事件今后再不会发生；二是希望恒天然提供的产品能符合最先进的食品安全程序，与客户之间做到完全透明；三是确定损失及赔偿。
据达能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乌龙事件”使达能净销售额损失预计为3.5亿欧元，运营利润预计损失2.8亿欧元。而恒天然在2013年财务报表中只决定拿出1400万新西兰币（约858万欧元）来承担召回事件所带来的损失。这显然与达能的期待相去甚远。
为尽快达成协定，双方开始了紧张的谈判，电话会议、邮件、正式函以及面谈……褚文已经记不清双方磋商过多少个来回了。恒天然坚持流程和质量管理没有问题，达能所渴望达到的条件无一被满足，谈判进展如同宝莱坞肥皂剧一样，冗长而低效。
2013年12月初，恒天然首席执行官西奥·史毕根斯（Theo Spierings）在股东大会上透露，他们已经与受牵连的8家企业中的6家谈妥了，除达能外的另一家也即将签订新协议，协议包括将合约从2年延长到10年。
此时，西奥·史毕根斯已经知道，官司几乎不可避免了。他对股东们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求商业解决方案，但这几个月和达能的谈判异常艰难，像是走进了死胡同。”他随后说道，只有一种解决方式：要么在谈判桌上，要么在公堂上。但恒天然在合同方面不需要承认任何法律责任。
事情似乎没有任何转机。2013年12月中旬，达能副总裁劳伦·萨基（Laurent Sacchi）确认，他们再次致函西奥·史毕根斯，要求恒天然在年底前提出一个赔偿方案。
等到的依旧只有失望。“不可能无休止地谈下去了。”褚文解释，“启动法律程序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达能已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赔偿。至于具体金额，由法院裁量。”
惴惴不安的股东
这一次，新西兰政府选择了沉默。在恒天然以往的对外纠纷中，新西兰政府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开表示给予恒天然无条件的支持。然而，这次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回应是：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商业纠纷，并且将要走上法庭，“由我们来评论不合适，也不应该”。新西兰政府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弥补新西兰奶业出口形象的损失。
确实，政府没有坐视不管。在恒天然与达能矛盾升级后，2013年12月，新西兰政府已经发布了部长级的调查结果，提出并采纳了29项改进建议。“这让我们很震惊。我所见证到的达能在与恒天然的商业活动中都是清清白白的，现在需要恒天然和达能一起来解决问题了。”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部长内森·盖伊（Nathan Guy）说。
投资客不免对恒天然的强硬做法有些担心。新西兰一家证券投资公司的总裁格兰特·威廉姆斯（Grant Williamson）认为，即使恒天然对自己的辩护应诉能力信心满满，但对投资者来说，这个案件意味着不确定性，而且媒体的负面报道也将严重影响恒天然和新西兰的名声——就在达能诉讼公布当天，恒天然股东基金的股价下跌了1.71%。
恒天然的股东更是惴惴不安。对和威利一样的普通奶农来说，这次事件是一次糟糕的事故。尽管恒天然公司解释得很清楚，但他们依然渴望达能继续成为他们的客户。诉诸法律只会便宜了律师，并且会损害恒天然公平交易的名声。
“我担心我们的形象。当律师被召唤进来的时候，这就等于我们发起了一场对消费者的战争。”威利觉得，如果恒天然的股东和管理层能把自己放在达能的位置上想想可能会好得多。
达能急寻新供货商
尽管股东忧心忡忡，恒天然似乎并不担心。
基思·伍德福德教授认为，中国奶源基地少，生产成本高，需求旺盛，这是近期无法改变的事实。“今年新西兰的奶农会把牛奶卖到更好的价格，这都是由于中国市场的极度欠缺。”
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恒天然供应中国的奶粉约70%以上用于含乳饮料、烘焙食品、糖果快消品等，用于婴幼儿奶粉原料不到30%。达能终止与恒天然的合作，会涉及其在华品牌多美滋、可瑞康等，但对恒天然出口中国的乳品影响不大。
“达能只占到恒天然份额的百分之几，确实不会影响整体营收。”威利说，“但我们不能用冷冰冰的数字来衡量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为了解法律程序的进展，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联系新加坡国际仲裁法庭和新西兰最高法院，但截至发稿前，并没有收到回复。
跨境纠纷律师郭庆分析，一般来说，达能可以根据与恒天然之前的供货合同，走仲裁程序，界定损失，而没有写入合同又属于侵权范围的，可以走诉讼程序。至于可能的赔偿金额，要看依据哪国的法律来判定。达能要想赢得官司或者仲裁，还必须要拿出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以及和乌龙事件的直接联系。由于没有先例，这起案件也被称为乳业史上针对乳品安全乌龙事件进行诉讼和名誉、品牌赔偿的第一案。
裁决一时难以下达，合作破裂带来的损失显而易见。据普天盛道品牌营销董事长雷永军此前在广东市场的调研，2013年10月份，达能旗下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的销售恢复度可能在30%-40%，现在可能在50%左右。
达能必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了。基思·伍德福德透露，达能现在已经与新西兰奥克兰市的萨顿集团有限公司（Sutton Group Limited）签订了新合同。不能确认的是，这家工厂只为其旗下品牌可瑞康提供原料，还是也会为中国的多美滋提供原料。
尽管新西兰多家企业都有能力为达能提供所需原料，“问题是成本会增加，恒天然就是以低价优质取胜的。”宋亮说。正因这点，多名奶业专家推测，其他受影响的企业不会效仿达能。
达能、恒天然变局
达能和恒天然的关系破裂，凸显出日渐集中于少数公司手中的全球食品供应链产生的连带影响。事实上，双方都在这起乌龙事件后作出了改变。
2013年12月，达能婴幼儿营业事业部更名为达能纽迪希亚生命早期营养事业部，并设立大中华区，增设了包括多美滋原总经理卢敏放在内的3名高管席位。达能旗下受影响最大的品牌多美滋也调整了最高层人事，新任中国总经理鲍博睿（Boris Bourdin）在媒体见面会上承认，恒天然事件对多美滋业务造成了极大影响。
2013年10月23日，恒天然发布了“肉毒杆菌事件”的165页的调查报告，在报告最后，对食品安全、生产和检测、可追溯能力和信息公开提出了20条建议。
在为达能所诟病的信息公开方面，建议分别是：建立一条由德勤公司管理的质量热线，在演习中确保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审视危机中与客户、政府和同行之间的通信协议。最显著的变化则是集团任命了一位食品安全和质量部门的负责人向CEO直接汇报。
基思·伍德福德从报告观察出，恒天然的企业文化正在改变，它试图打造一个“严密如堡垒的恒天然”和“一个整体的公司文化”，以改变之前庞杂、松散的公司架构。
在他看来，把公司的头儿赶走，再找几个替罪羊是无济于事的，不如更好地专注于公司内部管理，以防再次出现这样人为的失误。“在这一点上，恒天然别无选择”。
就在达能提出诉讼后的第五天，2014年1月13日，恒天然在标准测试中，发现了大肠杆菌的迹象。由于担心一些货物中的大肠杆菌超标，恒天然对旗下四种奶油产品进行主动召回，但只涉及新西兰本土。
“这是发达国家很平常的预防性召回，也是企业自身严格要求的体现。”在宋亮看来，中国公众理性认识并理解预防性召回尚需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