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吴念真从台北飞到北京，参加自己导演的短片《新年头老日子》的首映礼。前一天，他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虽然年纪上已经是个不打折扣的“老先生”，可是，当他坐下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那极快的语速和敏捷的思维，瞬间抛过来巨大的信息量和对现实的愤怒感，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这个在微博上自称“吴念真老先生”的人，至今还是一个表达欲旺盛的年轻人。的确，他应该是这样一个有很多话要说的人，不论用什么方式。自1970年代至今的四十年里，吴念真的角色一直在变，作家、编剧、导演、主持人、广告人、戏剧家……从自己早年的坎坷人生到跌宕沉重的家族史，从对本土台湾的回忆到对现代台湾的反思，这些年来，作为创作者的吴念真从未放弃任何一次发声的机会。
不过，对于华语电影来说，吴念真却已缺席很久。2000年，他以编剧和主演的身份参与了杨德昌导演的世纪之作《一一》。那以后，吴念真似乎很有默契地随着“台湾新电影”一同离开大银幕。新世纪的十几年间，吴念真只执导了两部短片，一部是前年为金马影展《10+10》短片集拍摄的《有家小店叫永久》（2011），一部是今年为优酷“美好2013：大师微电影”制作的《新年头老日子》。这两部作品都是命题作文，拍电影这件事，对于现在的吴念真来说，似乎只是随缘而已。
“多桑”，历史的孤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念真同“台湾新电影”一代狂飙突进的日子里，他写过近四十个剧本，是当时最多产的台湾编剧之一。可是作为导演，吴念真仅仅拍了两部长片：《多桑》和《太平。天国》。
《多桑》讲述了一个父亲的故事。吴念真拍这部电影，最初的触动来自父亲的离世。他的父亲是一个成长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小时候进日本学堂，学习东洋文化。在那一代台湾人心里，日本这个概念要比中华这个概念更加清晰生动。吴念真小时候，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管自己的父亲叫“多桑”（日文“父亲”的音译）。随着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统治台湾之后，吴念真的父辈一代，一夜之间变成了“被日本奴化的一代”。吴念真甚至记得，家里人一起看篮球比赛，台湾对日本。父亲很自然地支持日本队，吴念真的弟弟非常生气，说爸爸是“汉奸”。
“我们父子两代人的教育差距太大，对于我们来说，喜欢日本就是汉奸。”直到成人以后，吴念真才慢慢理解父亲一代人的孤独，“他们精神上的根源已经断掉，那代人就是历史的孤儿。”因而在吴念真心中，《多桑》虽然是以父亲的一生为原型，但他最终还是要讲那一代“多桑”的悲欢。“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清楚。在身份和文化的归宿上，他们到死都走得不清不白。”
《多桑》的结尾，因为尘肺病而病入膏肓的多桑，用尽浑身的力气喘息着，试图让自己基本丧失功能的肺，能多吸进一丝氧气。最后，多桑爬上病房的窗台，像一只临死的老鹰一样，伏在那里。镜头切换间，窗台上空了，只有被风吹动的白色窗帘。这一幕，让许多人动容。这并非吴念真的杜撰，而是真实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事。
为底层人民讲话
吴念真的父亲是一个矿工，小时候的吴念真生活在台北县瑞芳镇的九份，那里是台湾知名的煤矿区。从懂事起，吴念真看到太多矿工们的艰辛与困苦，这样的成长经历也让他一直以来都把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当做创作素材。他这么做的原因是，“知识分子不用你替他讲话，他自己就在讲。而中下层的人不会替自己发言，或者是不被人家重视，那替他们讲话是一个必要责任，这是我的写作原则。”
吴念真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针砭时弊之作。初中毕业后，家庭经济困难，他辍学来台北做工。因为是乡下人，时常被人看不起，被人欺侮。有一次，吴念真找工作被人骗光身上的钱。几个月后，他偶然被人拉到一个教堂“听上帝的福音”，却发现那个骗他钱的人在里面给人布道。吴念真觉得很讽刺，回去写了篇小说《请来听福音》，寄到《联合报》，没想到竟然发表了，只是被编辑删掉了后面在教堂的段落。可以拿到比工资多许多倍的稿费，这给了吴念真很大的写作动力。
直到后来，吴念真读到台湾本土作家黄春明的小说《锣》，才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希望用小说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开始写矿工们的故事，写受伤矿工为了从地方医院转到更好的城市大医院，故意往伤口吐痰来让病情恶化；写矿工受伤残疾，无力养家，只能借钱生活，宁愿死掉也不愿伤残，因为死掉会拿到更多的抚恤金；写矿难时，年迈的欧吉桑带着孙子，在矿难现场祭奠被埋在下面的儿子……
写来写去，吴念真的小说拿了台湾的许多文学奖，他成名了。可是，他却发现小说根本说服不了政府官员，也解决不了劳苦民众的生活问题；而他为之呼号的矿工们，因为看不懂小说，也没法得到启蒙甚至是最基本的安慰。
“台湾新电影”的主将
吴念真正陷入“写作者的无力”这个泥潭里，无法自拔时，台湾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明骥邀他来做编剧。当时的电影圈里有一群冲劲十足的年轻人，侯孝贤、杨德昌、柯一正、陈坤厚……这批人就是后来“台湾新电影”主将。
1983年，吴念真编剧的《海滩的一天》和《儿子的大玩偶》上映。前一部电影是杨德昌的长片处女作，以一个台湾新女性的家庭故事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奇迹”交织一体，写出台湾现代化过程对传统家庭的撕裂与重塑；后一部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小说，其中的“苹果的滋味”一节，直接暴露台湾社会的贫穷一面，公映时差点被国民党政府禁掉。因为台湾民众的强大呼声，这才免于被禁的命运，“人们发现原来民间的情绪已经积压了这么多”。
很快，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朱天文等等这批“台湾新电影”的主力创作人受到本土市场的肯定，同时也开始得到戛纳、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的青睐。吴念真却开始担心，“所有的导演都承担着一个责任感，要重塑台湾的历史，这样每个人所拍的类型很像，这样下去观众会厌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