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暴力患者部分症状：
如果不征求父母或朋友的意见，我很难做出决定。
我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想发火。
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他们应该听我的。
我理想中的爱情是一个凄美而曲折的故事。
我发现了父母的一些不良行为，这让我恐惧和不安。
父母总是拿我的不足跟别的孩子比，让我痛苦而自卑。
我是神经比较大条的人，外出很少记得给朋友带礼物。
如果父母争吵，我会觉得起因跟我有关。
有些让我丢脸的糗事，父母常常在别人面前提起。
我总是尽力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也会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
不论怎样，父母总是对我最好的人。
BQ=《北京青年》周刊B= 柏燕谊
BQ：你怎么解读“李某某事件”？
B：他是一个爱暴力的牺牲品，一个无辜的隐形暴力的殉葬者。把李某某塑造成今天的“李某某”的，是那份浓厚的父爱母爱。爱孩子本身没有错，因为爱可以培养孩子的安全感，但不考虑任何应有自我约束。缺乏道德的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可以摧毁孩子一生的爱暴力。
父母对孩子过度地溺爱，其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爱自己。他们为他创造了那么多优势条件，是幻想儿子可以依仗他们的肩膀轻易取得功名，而在儿子出事后种种匪夷所思的表现，不过是要抹去和掩盖这些丑陋，因为孩子跟他们是一体的，他们需要通过包庇继续获得荣耀。而这些也是在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
BQ：父母对孩子的爱，底线在哪里？爱的本能和社会责任之间，要怎样平衡？
B：底线就是，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从一开始，就只属于他自己。
BQ：“爱暴力”在中国社会很常见？
B：再说个例子，我有个到访者，叫云博，他的父亲是一位转业军人，年轻时曾有机会入选部队文工团成为一名歌唱演员，但最后未能如愿。所以父亲让女儿学习小提琴，让儿子学习钢琴，用自己并不丰厚的工资为子女置办了乐器。妈妈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全力支持父子三人的音乐事业，不仅家务活从不让他们沾手，甚至外出捡垃圾卖钱贴补家用。父亲没有想到，女儿第一次考音乐学院竟然失败了。云博记得成绩出来那一天，父亲把自己锁进了里屋。他坐在客厅里，胆战心惊地听着父亲压抑的哭声。母亲惊慌失措，用力拍着房门，语无伦次地安慰着父亲。全家人中，只有姐姐是平静的。开学前夕，她穿着自己的演出服，把自己吊死在了风扇上。
BQ：爱变成虐，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
B：虐爱不是中国惟一特有，但在现行的中国社会当中会比较普遍。这和我们对家庭的解读有关，和集体文化有关，和现在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惶恐有关：
中国是讲究孝的国度，以往帝王害怕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个性而无法实现一言制的统治，所以，只能用“孝”这个词来给人们的意识增加一个道德的枷锁，当这个东西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时候，人们对孝的概念就变成自我的一种需求，因为那是满足了人们对于自己是不是一个高尚的人的一个评价标准。再其次，由于我们的经济形势是农业经济，劳动力决定了一个家族是否兴旺和发展，所以，用孝让子女们凝聚在一起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社会需求。而这样几千年过来，中国的家庭内部是没有边界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必须都一起荣辱和兴衰，大家族当中的小家族成为服务于家族的一个附属品。
BQ：现在这个观念已经改变？
B：现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也有了绝对的改变，人们的意识更加不是从前那些丧失自我成全大我的状态。个性的发展要求人们有自我的概念和自我的环境，小家庭逐步从大家庭脱离出来，没有了经历利益的捆绑，人们的孝的自发性就会下降，而能够支撑它的更多来源于道德的标准和利益的获得。
然而家庭边界的初步出现和开始剥离毕竟难以和我们五千年的封建文化抗衡，所以，当人们自己解放了自己的时候，面对下一代，我们却希望获得永远的需要、满足和依赖的存在。于是，虐爱就会出现。但又由于现在的孩子自我的意识、独立自由的意识更加的强烈，所以，对于这样的“爱”孩子们会有很强烈的拒绝、矛盾、束缚感。由此，一场较量出现，爱暴力的受害者也大批量的出现。
BQ：为什么中国家长特别注重给孩子规划前程？
B：这和我们国家现在给人民提供的改变命运的渠道较少也有很大的关系，只有一条道路能够让鲤鱼变成龙，而这样暂时惟一一种改变生存阶层的道路无法被突破，那么就会传递一个集体潜意识信息，获得幸福只有一种途径，失败就是万劫不复。
BQ：在一些父母的观念里，教育的意义就是让孩子有足够强大的生存能力。你怎样评价这种观念？
B：生存是第一位的，但现在的社会生存有那么难吗？我们或许混淆了生存与活着和生活的差别。
生存：维持基本活下来的条件。
活着：维持基本活下来的条件，有一些安全的设施。
生活：维持基本活下来的条件，有一些安全的设施，有丰富精彩的生活形态。
中国父母有了生活的需求，但是缺乏对于生活相对科学、正确的解读。还依然停留在生活的幸福源于外在物质配比，而不是来源于我们对于外在的感悟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