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庆已经不再做艺术，但他的作品所到之处依然能引起轰动。在纽约MOMA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时，他被观众称为一个“神话”。
近期，UCCA展出了谢德庆代表作之一《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打卡”），选择这件作品，UCCA的馆长田霏宇说是出于共鸣，“‘打卡’是对时间最有规律的记录，在这里展出比较容易被观众理解，因为大家每天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每个上班族都会有打卡的烦恼——每天在某一个整点钟赶到公司，拿出卡插进入打卡机或者把手指放入指纹机，直到听见“咔哒”一声的提示，才能把心放宽了走进办公室。谢德庆把这种“恐怖”的体验放大，他给自己制定的打卡规则是：每小时。在 1980年到 1981年之间，他即使深夜每小时也会起来一次，家中恨不得有 24个闹钟一起提醒他。为了能够回来打卡，他甚至不能离开家三公里之外……
作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体现，谢德庆只是在纯粹体验时间的流逝，在其中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触及到存在的荒谬：任何生活与工作都像是打卡，有的人一生上班就像在复印，也有的是一辈子像在跑步，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家宋冬在给学生上课时曾说，“谢德庆不是为了时代尽心创作，而是为了体会时间，他摧毁了艺术和生活的边界”。 谢德庆的一年，容纳了我们的一生。
为了去纽约，他选择“跳船”
谢德庆 1950年生于台湾屏东南州，是个大家族的孩子，排行十二。父亲在家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每日的晚餐就像皇帝一般单独一桌，吃更加精致的食物。有时候父亲心情好了，就会叫一个孩子过来陪着吃。
但父亲再严格也没办法看住 15个孩子。上世纪 60年代末，嬉皮文化席卷全球，台湾的少年也被包裹进去，那时的谢德庆听摇滚乐、留长头发、穿各种被老师嫌弃的奇装异服、阅读从西方传入的存在主义书籍。被视作异类的他，无法忍受学校刻板的生活，1967年从高中辍学，“就个人而言，我既自我约束又自我放纵，这却有助于我逃脱制式化的体系”。
从高中肄业之后，谢德庆就全心投入绘画。父亲曾经给他聘请过老师教习静物水彩，但由于学业过重他放弃了。为了绘画，他来到台北的姐姐家。有一天，谢德庆偶然在街头看到画家席德进的招生广告，于是报名参加，一直坚持创作，即便是在马祖服役三年也没有放弃。
服完兵役后，谢德庆举办了一次画展，却如小石投湖般没有反响，“我渐渐明白，单单透过绘画，无法充分表现我的艺术。我决定停止画画”。
当时台湾的文化环境很压抑，激进的西方艺术很少能传进来。“我听说了某种名为偶发艺术与概念艺术的东西。不过，只听闻了这些名字，仅此而已”。为了尝试绘画之外的创作可能，谢德庆创作了“跳楼”——从二楼跳下，结果折断了腿和踝骨，现在还会隐隐作痛。
“美国，美国，要去美国！”当年的谢德庆觉得只有在现代艺术的中心——纽约，才能在创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此，他开始参加海员训练，因为像他这样没有留学生资格的年轻人，根本是不可能留在美国，只能用“旁门左道”的方法——偷渡过去。
为了去美国，谢德庆找到了在船上当服务员的工作。这条船的路线是先去中东，然后再到美国，所以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梦想之地靠岸，“那时每天就擦着桌子看着茫茫大海，慢慢等待。”
终于有一天船只要靠岸了，谢德庆打听到这里是离费城最近的小镇，于是他就“跳船”了。听着很有悲壮的色彩，其实谢庆德只是偷偷溜下船。当时和他一起“跳船”的还有几个人，其他人打了辆车去费城，谢德庆则直接向纽约进军。
由于是偷偷滞留美国，谢德庆一直是个黑户。其实借住姐姐家的他，可以通过姐姐的关系申办美国公民身份。但为了不欠姐姐的人情，他一直甘愿当个见不得光的人。刚到美国那几年，他每日提心吊胆就怕被移民局抓住，直到 1988年遇到美国大赦他才得以顺利获得身份。
初到纽约，谢德庆鲸吞了大量西方激进的概念和作品，那时他的行为艺术处在“挑战极限，血腥，粗暴”的方向，比如他的早期作品《马粪》，整个人泡进马粪桶，直到无法呼吸；又或者像《呕吐》，谢德庆大量进食到不能再摄入，然后呕吐在玻璃碗里……“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实现艺术的转换，没办法转换好，所以变成有自虐的倾向，那也是我自己不想展现的。 ”他发现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而是要把破坏性朝建设性的方向转变。于是，1978年，他开始做《笼子》。
五个“一年”，把思考的过程当作艺术
谢德庆在纽约MOMA做回顾展时，文字说明上，他有一个外号叫CAGEMAN（笼中人）。因为从这个作品开始，西方艺术圈注意到了这个清瘦的台湾艺术家。
在创作《笼子》时，谢德庆已经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美国呆了四年，某天在工作室来回踱步，他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将自己思考艺术的过程变成一件作品，以持续的时间来呈现它呢？而一年恰好是地球围绕太阳一周所用的时间，也是人类计算生命的基本单位”。就这样，谢德庆决定在笼子里整整一年，不阅读、不谈话、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
一天开始，然后过去。笼子里谢德庆有自己计算与区别时间的办法，一方面是尽力去听周围的环境声音；另一方面就是送饭的朋友程伟光。在他出笼后，有记者问他这一年会不会无聊，谢德庆说“怎么不无聊，无聊到我收集自己掉下来的毛（阴毛），数着它们过日子”。因为无事可做，谢德庆便开始思考。“什么都想。小时候的经历，所有认识的人的名字，还有下一个作品应该怎么做，以及程伟光什么时候送饭来等等。时间就是这样被打发掉的。 ”
现在我们都提倡给生活做减法，谢德庆却直接让自己面对生存的底线：只够温饱的食物，放得下一张床的屋子，杜绝一切物质享受和娱乐机会。我们依靠与外界的交流和刺激才觉得生活够精彩，谢德庆却把这些抛弃，只有自己。这一年下来，谢德庆得出的经验是，“一年要分割成一天一天来过，不能老想着一年有多长，而要想一天有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