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川
摘 要：胡适在北京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多年，他的教育以水平高、作用好而著称。这与他深重的学术功底有关，也与他的教育良知有关。胡适建议，大学教育应注重培育学生的独立考虑才干，注重教授学术思想、展开研讨式教育。胡适的教育阅历和建议，对今天我国的大学教育仍不失有利的启示含义。
关键词：胡适；教育生计；教育良知
胡适是近现代闻名的思想家，也是闻名的教育家。他当过多年的大学教授，也两度担任大学校长，还兼任过国内外各种教育文明集体的负责人。胡恰当校长的政绩怎么，向来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可是，胡适作为教授的教育成绩，却是口碑载道，简直全部听过胡适讲课或是承受过他辅导的学生及各色人等，大都拍案叫绝，罕见破例。胡适称得上是一位可贵的好教授。对胡适的大学教育阅历和思想加以整理和总结，对今天我国的大学教育仍是有镜鉴含义的。
胡适的教育阅历
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后转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7年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宣布《文学改进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也因而“暴得台甫”。经陈独秀引荐、蔡元培延聘，胡适于当年9月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这时他只不过二十六周岁。
初上大学讲台的胡适，榜首学期上三门课：我国古代哲学、英文修辞学、英文学。胡适在美留学七年，上英文课应该不在话下，难度较大的是“我国古代哲学”。这是哲学系一年级课程，但学生中不乏年纪比他还大、旧学根柢比他还深的人。胡适不敢漫不经心，花了很大功夫备这门课，一心想整出一点新花样来。他一反前人的常规，将唐、虞、夏、商远古年代的内容一刀切掉，直接以《诗经》作年代的阐明，从周代的老子、孔子讲起，注重对资料的考证，注重对年代背景的剖析[1]。顾颉刚其时正是这个班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胡适“这一改把咱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突然作一个严重的冲击”，在他们看来，这无异于一场“思想造反”[2]。胡适就是凭着这门课的“思想造反”，开端了自己在北大的教授生计。
从1917年秋到1925年末，胡适在北大任教将近九年，这能够看作他教授生计的榜首阶段。此间，他教过的课程除上述三门外，还有西洋哲学史、论理学、我国论理学、英美诗、哲学史（理科）、哲学史（文科）、国语、国语文法、梵文、杜威作品选读等。胡适的“杂”，从他上的这些课也可见一斑。
1925年末胡适脱离北大到上海，在政治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等校兼课，教育哲学、文学方面的课程。其间，他有点像个教育匠，在各校之间奔走，较为辛苦。1928年4月，胡适出任我国公学校长，辞掉了这些大学的全部课务，但应我国公学学生的要求，开设了一门“文明史”课程。这门课对胡适来说是新课，他“无法只好从头做小学生，刻苦学了去上课”[3]。虽有现买现卖之虞，但身为校长，能够以“做小学生”的情绪去对待这门新课，也实属不易。从1925年末到1930年秋，能够看作是胡适教授生计的第二个阶段。
1930年5月，胡适辞去我国公学校长，专任中华教育文明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年末迁回北平。北大校长蒋梦麟闻讯喜从天降，还没等胡适人到北平，就先期给他寄去了北大兼职教授的聘书。胡适却不过这番美意，容许责任为北大兼课。1931年2月，胡适又从头站到北大的讲台上，主讲“中古思想史”课程。上课的地址在大礼堂，听讲者约有三百人，许多人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两个小时。从胡恰当天的日记里看得出来，重回北大教课，他的心境仍是很激动的。尔后，胡适还教育过我国哲学史、近世思想史、科学概论、我国文学史概要、列传文学等课程，直到1937年脱离北大到去美国担任驻美大使。这七年是胡适教授生计的第三阶段。
胡适1946年自美归来任北大校长，时值艰屯之际，忙得焦头烂额，除偶尔客串上点课（如在前史系“歷史研讨法”课程中讲了一个开篇“前史与考据”）外，要体系地上一门课必定是做不到了。胡适于1949年后居住纽约，50年代后期到台湾出任“中央研讨院”院长，直到1962年逝世。此间他除了在一些大学开开讲座、辅导一些私淑的弟子之外，正式的大学教育工作底子停止了。因而，胡适的教授生计，首要是在大陆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除讲课外，胡适的导师人物，也是他教育生计中一个重要并且五光十色的部分。胡适到北大不久，就兼任了文科研讨所的导师，辅导研讨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做研讨。辅导的科目先后有“我国文学史”“我国思想史”“我国哲学史”“词学”“列传研讨”等，横跨了文史哲诸领域。除这个正式的导师外，名满天下的胡适仍是社会上的“群众导师”，是许多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以各种方法向他请教请益的学子总是川流不息，胡适也乐此不疲地为他们供给量力而行的辅导和协助。这些额定的辅导虽然花费了他许多的时刻和精力，但却丰厚了他“导师”人物的内涵。这个“群众导师”人物，简直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计之中，直到他逝世。
胡适的教育水平
胡适的教育水平，首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上得好，教亦多术；二是对症下药，对学生的个别辅导有用、高效。
胡适的课讲得好，这能够从听课的学生那里得到许多的印证。有学生说：“诸师长中，我最喜爱听胡先生的课，他不光有许多新颖的见地，并且拿手表达。”还有学生说：“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阐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轰堂大笑。”[4]顾颉刚回忆说：“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愿轻率信从古人”，因而“很敬服他”[5]。在那个时期的闻名教授中，胡适的谈锋可谓鹤立鸡群，这是他从小给人讲故事、留美今后又处处讲演练出来的。胡适后期的入室弟子唐德刚曾这样点评胡适的谈锋：“他底文章写的现已够好了；他讲的比写的更好！”[6]
胡适讲课的特色是浅显易懂，善用比方，诙谐风趣，因而赋有感染力。例如，他在哲学史课上，用“贼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去偷东西”的故事引出“哲学”的概念；在“列传文学”课上用“衣料和成衣”的联系来比方资料和作者的联系；在文学史课上用“死”和“活”来剖析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差异。这些奇妙的比方，在他的课中俯拾即是。学生喜爱听他的课，上课地址不得已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再换到大礼堂，就成为常有的事。胡适的课受欢迎，当然与他的名望有关，但更首要的是因为他的确讲得好。
不过，胡适的课讲得好，绝不仅仅是因为谈锋好，更首要的仍是在内容和方法上。内容新颖，方法科学，广征博引，见地独特，这才是更实质、更深层的原因。例如，他的“我国古代哲学”一课，真实新颖之处，不单是“腰斩”唐虞夏商，而在于一反传统学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臆断方法，注重对史料的考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内容剖析。这就是说，每一讲都从考证人物和文本下手，然后经过对年代背景的剖析，再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阐释，比如用现代的形学、光学、力学原理来解说《墨子》中的科学思想[7]。胡适在讲堂上的教育方法和他做学识的方法是一起的，那就是注重依据，全部都要“拿依据来”，没有依据的内容既不写也不讲。与传统片面臆断的学术方法比较，胡适的课表现出了科学性的特色，“思想造反”的真实实质是在这里。假如说，胡适因为谈锋好，而赋予其课情感上的感染力，那么内容的新颖性和方法的科学性，则赋予其课思想上的震撼力。既有情感上的感染力，又有思想上的震撼力，这样的课无疑是上品。称胡适是教育法的大师，一点也不为过。
胡适的教育水平还表现在他对学生的个别辅导上，这是更能反映出他的学术水平缓对症下药水平的一个方面。例如1928年6月，北大学生陈璠想要研讨百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史，请教于胡适。胡适针对陈的特色，建议他“从《申报》全份下手，注重广告，注重戏曲广告，注重经济商情”，能够做出一个大约[8]。又如1931年5月，我国公学学生吴晗因作《胡应麟年谱》请教于胡适，胡适针对吴晗特色，辅导吴先要“细细点读”什么书，然后可“试作”什么小标题，并且再三叮咛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行”作大标题[9]。吴晗在胡适的尽心辅导下，一步步走上了明史研讨的路途。1935年，北大学生邓广铭选南宋思想家陈亮为结业论文选题，胡适为导师。胡适精心辅导，建议研讨陈亮有必要一起研讨辛稼轩，因为陈、辛二人是老友，思想上互有影响[10]。胡适明晰地为邓广铭指明晰研讨的途径。从这几个比如能够看出，胡适对学生的学术辅导，能针对学生的个人特色，方针清晰，切中问题的实质，建议的方法详细而易行，只需学生仔细去做，很快就能渐至佳境。胡适对学生的这些辅导，称得上都是有用的辅导、高效的辅导，这与某些导师那种泛泛而谈的“原则性辅导”比较，高低好坏立见分晓。
胡适的教育水平高，首要是因为他本身学贯中西、聪明过人、学术水平高，但也与他注重教育、在教育上投入满足的时刻和精力密切相关。胡适因为成名早、名望大、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他的忙，在我国同年代的教授中大约鲜有出其右者。但胡适在教育上投入的时刻和精力，非但不比别人少，或许还更多。从胡适的日记中能够发现，他备课常常备到清晨两三点，有时为备一个比较困难问题会处处查资料，接连数日苦思冥想。胡适在我国公学时的搭档杨亮功回忆说，当年常有教师向胡适请教教育诀窍，胡适的答复是：“他每次上一小时的课，有必要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预备。”杨亮功点评说：“胡先生做学识不苟且，教育也是不苟且的。”[11]从胡适的日记、笔记中，还能够看到他常常对学生的试卷和作业进行剖析，记载了许多他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和猜测。许多教育中的小事，他也都是亲力亲为，“改了一天卷子”“拟考试标题，监印”之类，都是习以为常的。胡适的教育水平，既与他的聪明、学术功底有关，也与他在教育上的仔细投入有关。
胡适的教育建议
胡适在教育的实践进程中，不断考虑大学教育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些建议简直涉及到大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其间比较首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大学的教育意图，胡适建议重在培育学生“独立考虑、客观判别、有体系的推理，和依据依据来信任某一件事的习气”。在他看来，“一个脑筋受过练习的人在看一件事是用批判和客观的情绪，并且也用恰当的智识学识为凭依。”[12]胡适以为，一个人承受了数年的高级教育之后，他与没有受过高级教育的人的最大差异，他的最“异乎寻常”或许“奇怪”之处，就应该在这里。满足了这一点，大学教育的意图就算到达了；满足不了这一点，那就是大学的渎职。在胡适的眼中，那些“野雞大学”，正是在这方面最失利的大学。这一教育意图观，贯穿在胡适的整个高级教育生计之中。他刚刚进入北大没几天，就讲演“大学与我国高级学识之联系”，倡议独立考虑从事学术研讨。1931年5月，他在给北大哲学系结业生的留念赠言中写道：“哲学教授的意图也仅仅要造出几个不受人惑的人。”因而他吩咐这些结业生：“你们应该尽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13]1946年秋，胡适任北大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表明晰自己的办学建议：“期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讨”，并且要“不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别人的崇奉为崇奉”[14]。胡适的这一教育意图观，和他的教师杜威千篇一律，首要是“从教育进程内部”提出来的，这个意图是大学作为“深邃学识”机关的一个内涵的必定要求。
关于大学的教育内容，胡适建议要教给学生思想方法、学术思想，而不是只教一堆死的现实和常识。这一点能够从胡适的英语教育建议中看出来。胡适到北大后，很快就发现北大学生英语水准欠佳。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北大英语教育底子停留在“东西”的层面，仅仅把英语当作一个沟通的东西，教育内容底子囿于听说读写的练习。他以为，外语教育“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而应重在“西洋的学术思想”。因而，他建议外语教育应该选用“两全其美”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一起并教[15]。在他开出的英文教育用书中，加上了赫胥黎的《进化杂论》、肖伯纳的《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密尔的《自在论》等他以为“思想”和“文字”偏重的名著。至于胡适自己教育的各门课程，在这方面当然愈加竭尽全力，“我国古代哲学”一课就是一个例子。
关于大学的教育方法，胡适推重研讨性教育，建议教育与研讨的一起。虽然胡适的课讲得好，但他并不拥护一味地靠教师的讲来上课，也不喜爱在大教室、大礼堂里讲大课。1930年12月，胡适重返北大兼课，看到有那么多的学生选他的课，既激动又有点无法。他对学生说，他很思念自己刚到北大任教的那一二年，因为那时班级里“人很少，便于研讨，能够咱们来一起评论、研讨”。他以为，教育的进程与研讨的进程应该是一起的，无论什么学识，非自己亲自实践不行，只在讲堂上听听是学不出来的：“我早年在本校授课时，即重此点，不重堂上考试，每学年终了，叫同学作论文一篇。往往把我不能处理的问题做标题，叫同学来研讨；可是常常在同学的论文中，我得到许多新的见地，或处理我所未处理的问题。”[16]这既是胡适教育阅历的言传身教，也是杜威试验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使用。因为在杜威那里，教育即阅历，“意图”即“进行”[17]，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学习者个人阅历的不断翻新和改组，思想方法和学术思想当然也就只能在研讨的进程中得以养成。
关于大学的教育准则，胡适推重自在的选科制和严厉的考试制相结合。北大从1919年开端以选科制替代年级制，胡适是首要提议人，并且为拟定详细方法花费了许多心力。胡适以为，学生选科有两个考虑，一是社会需求，二是个人兴趣。但他以为后者重于前者，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最重要”。选科制的优点，是为学生供给依照自己“兴之所近力之所能”以自在选择的时机和权力。可是，选科能够自在，考试不能自在；学生一旦选定了学科，就有必要依照要求承受严厉的考试，不然不能结业。胡适刚进北大时，发现北大的考试很懈怠，他很不满足，批判北大的严进宽呈现象，“爬进来”很难，“跨出去”很简单。在胡适等人的倡议下，北大逐步完善了严厉的考试准则，然后使得自在的选科制和严厉的考试制相配合，收相得益彰之效。
几点启示
详细的教育方法和阅历，一般都是个体化的，归于实践性的个人常识领域，不能被其别人照搬套用。可是，从这些详细的个人阅历中，咱们仍是能够抽取出一些带有普遍含义的事理和启示来。胡适的大学教育生计，至少能够给咱们以下几个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教育质量只能靠教师的教育良知来保证。教育是心靈与心灵的对话，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在教育进程中，教师是否人到心到，眼里是否有学生，心力是否投入到教育进程之中、是否投入到学生身上，这是对教育质量和作用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心”到，心灵的对话和沟通才干发作，教育的质量和作用才或许有底子的保证。所谓教育的良知，首要也就在这里。说白了，教育良知就是教师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学生负责任的情绪，是经过自己的教促进学生开展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教育进程中，假定其他要素大体相当，那么，教师的教育良知必定是决议性的，情绪决议了全部。胡适正是这样一位赋有教育良知的教授，正因为他心中有学生，情愿把许多时刻和精力花在教育之中，花在学生身上，所以，他才干在百忙之中花出那么多的时刻和精力去备课，才干那样留心记载学生的学习情况，才干那样热心肠去协助和辅导学生在学习中呈现的任何问题。无论是校内的学生，仍是校外的崇拜者，也不管你是什么程度什么位置，只需请教于他，他简直都是来者不拒，满面春风，诲人不倦，尽己所能给予辅导和扶掖。这就是教育良知在其教育行为上的反映，也是一种精力的境地。
启示之二：教育的水平缓作用只能在学生那里得到证明和表现。好像实践是查验真理的终究规范相同，学生也是查验教师教育的终究规范。学生的开展，是查验教育的终究客观规范；而学生的点评和口碑，是查验教育的一种直接的片面证明。在胡适的学生中，出了那么多一流的文史学术人才，如顾颉刚、傅斯年、邓广铭、罗尔纲等，还有几位物理学家如吴健雄、吴大猷、饶毓泰。这些亲聆胡适教导和辅导的学生，是胡适教育水平缓作用的最好证明。此外，还有那么多学生异口同声称誉胡适的课上得怎么的好，对自己的辅导怎么的有用，这是对胡适教育水平缓作用的一种片面必定。一个学生、几个学生的赞扬或许家常便饭，但是那么多的学生都口碑载道，那就绝非偶尔，明显不是一般教师能够到达的高度。教育的终究产品、终究效果是学生，是学生的开展，因而对教育的查验，终究只能从学生的身上去证明和表现。假如脱离了这个最底子的查验规范，而是像眼下那样用填表格自说自话的方法，再加上一段补拍出来的讲堂录像，去评什么“教育效果”，什么“教育名师”，体系的差错和成果的不公也就无法避免了。
启示之三：教育与科研在大学教师身上是应该并且或许一起的。因为大学教育的方针不是单纯地教授现实，而是重在培育独立考虑的才干，培育科学的思想方法，因而，一个好的大学教师应该首要是一个好的学者，这至少在“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的含义上是能够建立的。其实，一个大学教师假如具有了这一“必要条件”，由这个“必要条件”转化、搬迁为“充分条件”也完全是或许的。谁能否定一个好的学者必定会是一个好的教师呢？当然，这种转化和搬迁是有条件的，其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仍是教育良知。咱们有理由说，在大学里，一位好学者，只需他不失教育的良知，他就必定会是一位好教师。胡适的教育水平高，教育作用好，他的学术功底和水平是起重要作用的要素，他学贯中西，“旧学邃密，新知深重”[18]，再加上他的教育良知，是这些要素一起成果了这位真实的“一代名师”。
胡适是在1917年开端大学教授生计的，迄今正好百年。斯人已逝，教泽长存。胡适在大学教育方面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为当年的大学教授们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也为后世的大学教师们竖起了一面亮堂的镜子。现在我辈照照这面镜子，又当作何感触？
参考文献：
[1][7] 胡适.胡适全集（第7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55，260.
[2] 顾颉刚.古史辨（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6.
[3][8] 胡适.胡适全集（第31卷）[M].（下转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