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从咱们魁阁走上公路，向北，约摸半个钟点的旅程，就到三岔口。中心农业实验一切一个分站分散在这村子里。分散在邻近的文明机关经常有来往，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三岔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便道常来咱们魁阁，咱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岔口看望他。在一次唠嗑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教师，”我这样说，“我在小学时，最喜爱的教师就是她。”
我停了一瞬间，接着说：
“说来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最终一次我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那时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我母亲逝世不久，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日子细节的话。中学年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特别像我这种乱糟糟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她那时所说的，听过也就忘了。可是，我一闭眼，还记住这位教师的笑脸。一副近视眼镜。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那时看来算是适其时尚的。至少，她所穿的那件红方格子西装带裙子的衣服，在我形象里是件规范的西装——”
我一面说着，二十多年前的形象好像愈来愈传神：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在这当地咱们分手了。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了他年少的女教师，怎样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手插在裤袋里，脸红红的，眼睛潮润润的，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想：“沈先生不是在姑苏那个女子學校里教过书的吗？怎样教得着你的呢？”
十多年前，我假如听到这话，必定要脸红，绝不会接着说：“是呀，我是在女子校园里长大的呀。”徐先生猎奇地听我说下去：“那个校园名叫振华。姑苏人大约都知道这校园。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姑苏的织造府谁不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当地，听说他所描绘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
我在中学里时，最怕有人提起我的来历，愈是怕，愈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凭据。“女学生！”——在这种心思压力之下，我怎样会有勇气，在我女教师的身边并排着走？校门救了我，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头也不敢回，乃至连“再见”两字也没有说。可是，虽则这样莽撞，我却并没有这样简单把这事忘却，二十多年后，仍是这样清楚地记住：那副眼镜，那件红方格的西装和温存的语调。
我进高小刚是十岁。初度从小镇里搬到姑苏。瘦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一般的小学。振华接近咱们所住的当地，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所办的，并且是个女学。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爱欺压人，至少欺压时不太动用武力。不久我成了这女校园里少量男学生之一。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别送我去，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今后她常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她房里的姿态现在已含糊了。只记住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黄黄的一片。其时，沈先生，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号她，其实仍是和这一片黄花相同的年代，可是在我却免不了以为她现已归于“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巨大人物那一类了。我最初总有一点羞涩，也有一些异常：在四年的小学中，教师在我心中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打手心的是他，罚立壁角的也是他，一个好像不太讲理，永久也不会理解孩子们心思的威望。可是这个教师却会拉着我的手，满面是笑脸，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这使我不太理解。我想，我那时必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否则，我怎会现在只记住满墙的迎春花呢？
沈先生教我算学，每次做操练，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习题做快了，又不重看一遍，难免经常把6写成8，2写成3。“这样一个粗枝大叶的孩子！”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讲堂外的国际在招惹我。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小调皮的手心，或禁锢过这个莽撞的孩子。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忙乱的脚步，轻轻地摇着头：“孩子们，你们什么时分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
过了有十年的一个暑假。我在沪江的暑期校园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气候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入晚靠窗瞭望黄浦江的烟景，一个个仍是几许的图形。我不知为什么，一向到现在仍是记不住前史上的人名，地舆上的地名，而关于数字并不怎样怕。若是有理由可说的，该是我高小里前史和地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原因罢。多少孩子们的爱好在被教师们根除送终？等大学毕业，一个人关于学术出路还没有全被封闭的，该算是很稀疏的破例了。
我的性情或许是很不适宜算学的，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我竟为了它献身了一个能够夏游的暑天。
从那天偶然在街上碰头之后，我一向没有见过这位教师。我也没有去想着她的理由。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乃至草木也怅然自感旺盛，雨水现已没入了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宽广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住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劳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出面的回忆之中了。
一向到徐季吾先生说起了沈骊英先生在中心农业实验所效劳，我才引起了这一段愧疚。其实，假如不是我其时也在教学，或许这段愧疚都不会发作。情面原是这样的。我问起沈先生的日子，徐先生这样和我说：“她已是一个一群孩子的好母亲，一起也已成了咱们种麦的农人们的恩人了。华北所种的那些改进麦种就是她实验成功的。她从南京避祸出来，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可是，她却把咱们所里那些麦种一粒不漏地运到了重庆。咱们现在在云南所推行的麦种，还不是她带进来的种子所扶植出来的？所里的人都爱她。她是所长的太太，可是，她的位置并不是从她先生身上套取来的，相反的，她帮了她先生为所里立了这一项最成功的成绩。”
我听着了，不知为什么心跳得特别快，皮肤上起了一阵冷。一个被以为早已“完结”了的小学里的教师，在咱们别离的二十多年中，竟会生长得比她的学生更快。她并没有逗留，她默默地做了一件我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进麦种，听来好像很简单，可是，这是一件多深重的事？麦子的花开得现已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轻手轻脚地包好，避免野蜂带来野种。花熟了，又要一朵朵地把挑选好的花粉加上去。假如“粗枝大叶”，一错就要耽误一年。一年，多少农人的收入要等一年才干添加？
家务，疾病，战役，在阻止她的成功，可是并没有打倒她。她所改进的麦种现已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乃至在这西南偏远的山国里，到处在农人的保护中推行了。
我从三岔口回来，坐在魁阁的西窗边，写了一封将近五张纸长的信给我这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经过音讯的教师。我写完这信，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我想，任何一个教师在读着他多年前学生的信，一封表明国际上还没有把教师彻底丢在脑后的学生的信，应当是一件快乐的事。我更向她说：“当你在实验室里作业得疲倦的时分。你能够想到有一个从前受过你教育的孩子，为了要对得起他的教师，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实验室里感觉到作业后疲倦的可贵。我能够安慰你的不过是这一些。让我再加一笔，请你宽恕我，我仍是像在你班上时那样粗枝大叶，现在还没有定心做过一个算题。”
我把这信挂号递给呈贡的邮局，屈指数日子，期望得到一封会使我振奋的回信。
不到一个星期，徐季吾先生特别到魁阁来陈述我一个音讯：先生脑充血死在她的实验室里了。我仍是坐在靠西窗的椅子上，隔着松树，远远是一片波光，这不是开迎春花的时节，可是波光闪耀处，还不是开遍了这黄花？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寄出的信退了回来，加了一个信封，没有夹什么字。再没有人去拆这封信了，我把它投入了炉子里。
（选自《文苑》，2007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