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王小谟。
2013年1月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主席把大红的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王小谟手中。台下掌声雷动。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共和国“预警机之父”的崇高敬意。
京剧引导走上科研之路
王小谟，1938年11月出生于上海金山，196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王小谟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信息产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是总装备部科技委特邀顾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雷达、预警机、中国电科……自从50年前走上国防科研这条路，这些神秘的词汇就和王小谟紧密相连。
王小谟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当年，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那时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每有闲暇，大杂院里喜欢京剧的大老爷们总是三五成群，凳子一摆，胡琴一拉，戏声悠扬。王小谟厮混其中，时间长了，也能哼上几段。他还缠着伴奏的胡琴师傅教他习琴，一学就会。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
对于这次命运的抉择，王小谟说，“那时候年纪很小，没有说非做哪一行不可。当年一起听戏、唱戏，进了艺术院校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比如那时的‘当家花旦’柳石明，后来成为中央歌舞剧院院长。人生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大学里王小谟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14所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雷达修配厂，解放后，一批老的技术人员留在了这里，如戴季江，他是雷达显示技术方面的专家。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在这里起步。王小谟来到这里之前，14所就已经做出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警戒雷达406。到14所之后，王小谟听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艰苦创业的故事，如“向北望，学雷达”：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坐绿皮火车，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老大哥”的雷达什么样，回来仿制。
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两维坐标，不能给出高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是第一战斗力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黔南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回忆，“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当时进城是一件大事。那会儿，司机是最好的职业。大家都要拍司机的马屁。和司机关系好点儿，可以搭顺风车，去城里买豆腐皮，买肉，拉煤也会先拉到你家。还可以托他买东西。”而儿子是他的心痛，“我没办法为大儿子创造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大学都没能上。”王小谟哽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