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是一部赏心悦目的影片，其曲折的情节，感人的故事，优美的画面以及成功的人物塑造，无论是孩子们还是成年人都十分喜欢。随着影片风靡全国，“潘冬子”和“春伢子”成为当时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更是几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偶像。老演员刘江的那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台词，至今还有许多人喜欢借用。李双江演唱的影片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也被誉为既革命又浪漫的音乐经典。
然而，提起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该片导演李俊，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非常熟悉。李俊导演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影视艺术，他具有着怎样的气质与品格？在这部《闪闪的红星》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为此，记者走访了《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师伟、“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和“春伢子”的扮演者刘继忠——
师伟：他是艺术创作的灵魂
李俊导演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充分的发掘出每一位与之合作的创作者的潜能，来共同地完成一部优秀的作品。
就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经典片段为例：“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每当我们听到这首优美、豪迈的歌曲，眼前便浮现出竹排江水、两岸青山的诗样画面，同时还有那个长着胖乎乎的圆脸蛋和清澈大眼睛的小男孩潘冬子！本来在剧本里就是“小小竹排顺流而下”这简短的一行字，李俊却大胆创新，构思了这么一幅惟妙惟肖的美妙画面，再配以“小小竹排”这首曲调，经摄影、音乐、美术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铸就了这个当时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画面。
李俊在挑选演员和挖掘演员表演方面有他独到的眼光。当初选定祝新运来演“潘冬子”，是看中了祝新运的聪明与机灵，他很有表现能力和表演潜能，很能入戏：选中刘继忠来演“春伢子”，是因为他长得老实敦厚，曾经被京剧团选中的他也有一定的舞台表演功底。后来的事实证明，费尽周折的小演员选拔过程直至最终的角色确定都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祝新运和刘继忠在表演上的灵性与悟性在后来也给李俊和我都上了一课。影片开头部分，几个小孩在红军打倒胡汉三的游戏中，让春伢子扮演“胡汉三”，刘继忠在说出“我？让我演胡汉三？我才不干呐！”时那个用手指向自己鼻尖的动作是完全本能的发挥，是那么的真实自然：影片中间部分，潘冬子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负伤的父亲在动手术时拒绝打麻药，祝新运脸上那“冉冉的一笑”（当时的媒体记者如此形容）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对父亲的钦佩以及他内心的骄傲与自豪，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未经李俊和我的任何指导下完成的。
从与李俊导演的合作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整个摄制组的艺术组织者，是艺术创作的灵魂人物；他不仅在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而且在领导方面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在拍摄《闪闪的红星》时，李俊曾经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做导演的材料，当时，我感受到了他对我工作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我莫大的鼓励。这句话一直鞭策着我，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寻找到了方向。李俊在创作上从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而是拥有博大的胸怀，可以容纳百川。对于“胡汉三围剿寨子，潘冬子的母亲在土楼上被火烧了，冬子和其他人在下面又愤恨又着急”的那场戏，我在看第一条样片时感到祝新运表现出来的情绪有些不够，于是我向他大胆进言，没想到李俊痛快地说：“那咱们再拍一遍，你来启发！”就这—次，更增加了我对李俊导演的尊重与敬仰。
祝新运：他就像是一位父亲
我的艺术生涯是李俊导演赋予的，他在我的眼中就像是一位父亲。拍摄《闪闪的红星》时我只有八九岁，童心未泯。在片场，每当我贪玩儿的时候，李俊就会严肃的批评我说：“现在是工作时间，要认真对待，工作完成以后我会给你玩耍的时间。”我当时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对我，长大后，我才明白严厉是父爱的一种表现。
或许是因为李俊导演的身份以及他在整个摄制组中的地位，或许是因为他曾经严厉的批评，我对他一直是怀有敬畏之情，在这种敬畏中也饱含着亲切之情。李俊经常把我带到他家，久而久之，我注意到每每大家都在放松娱乐的时候，他总是在书桌旁伏案创作、研究剧本、设计分镜头，桌面上码放了大量与电影艺术相关的书籍，供他随时参考、查阅。李俊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身影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树立了一个高大的榜样形象。
李俊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更不忘记督促我们几个小演员学习文化课，为此，他还专门为我们聘请了文化课老师，每当恶劣天气无法拍摄之时，我们几个小演员就留在驻地，凑在一间屋子里面跟着老师学习文化课，有时候李俊会来“教室”看望我们，偶尔还会站在我身后静静地观察我的作业本，用手轻轻地摸着我的头，我至今都不能忘记他那慈父般的爱抚。
李俊在艺术创作上始终是心思缜密，精益求精。在后来的交流中，他曾说：“演员不好选，特别是新演员更不好选。主要的困难就是不了解。老演员有经验，有把握，保险系数大，导演也省事，新演员就不具备老演员这些优点。但是新演员没有上过银幕，表演和造型都不会重复，动作朴实，不花哨，观众会感到新鲜。”当年我们一群小演员选拔“潘冬子”这一角色，李俊将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分角色扮演之后，又将其打破重新组合，再次演练，如此反复进行比较评选，才决定由我来扮演“潘冬子”。可见，李俊大胆启用新演员完全是做到了心中有数，历经思考与求证。
我记得李俊的创作习惯，就是开机之前必先讨论导演台本，统一意见。在我的印象中，拍摄现场从未发生过主创人员在艺术创作上产生纷争的状况。在一些特殊的拍摄条件下，李俊作为一名导演，始终与演员、摄影等主创人员一起奋战在最艰苦恶劣的“前线”。记得有一场过河的大场面戏，那个季节，河面已经结冰，工作人员将冰面凿开，冰块推至远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布置好场景，而我和刘继忠就要在这刺骨的冰水中前行。李俊毫不含糊，带头跳进冰水中，紧随摄影师一直跟着我们趟过河面。
刘继忠：他是我的恩师
我与李俊导演的结缘始于电影《闪闪的红星》。我当时参加该片的小演员选拔，直到进入试装定装阶段，我才第一次与李俊见面。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在一旁静静地观察我们几个小演员。经过数轮海选与PK，李俊决定让我饰演“春伢子”，我永远不能忘怀李俊导演——我的恩师曾给予我的莫大的机遇和帮助。他是一位电影大师、艺术大家，是八一厂的一位标志性人物，一面电影文化的旗帜。
我还记得拍摄《闪闪的红星》时，在出外景的山路上，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削尖了的竹棍，这个竹棍既是他翻山越岭的拐杖，又是防蛇进攻的武器。由于当时的胶片十分宝贵，片比要求极其严格，李俊总是把每场戏中演员的表演、调度、灯光、机位等各方面反复磨合准确之后才正式实拍。
作为一部儿童片，小演员的表演有时是很难掌控的，可是李俊并没有对我设定太多的框架，在拍摄时我总感觉他是“隐形”的。由于当时的我年龄尚小，如今回想起李俊更多的还是“印象”，是由点及面汇集而成的一个形象。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儒雅，他那双沉静的眼睛透过镜片折射出来的目光始终沉稳地注视着周围，随时捕捉那稍纵即逝的镜头画面。
记得在拍摄“胡汉三”反攻倒算包围村庄，“冬子妈”掩护红军顺利转移的那场戏时，根据当时总政治部领导提出的要求，“冬子妈”要誓死抵抗，于是安排了“冬子妈”将家中的一口大水缸砸向敌人这个动作。也许是夜戏灯光昏暗的原因，“冬子妈”的扮演者吴修竹义愤填膺地将大缸掷向画外时，不偏不倚正砸中在摄影机旁边观戏的李俊，“哗啦”一声，他的眼镜片碎了一地，片场霎时间鸦雀无声，大家都以为他这次该发火了，谁曾想他先是一愣，随后皱了皱眉头，再然后捡起地上的眼镜框，大手一挥，继续拍摄，还安慰满腹歉意的吴修竹继续全情投入地演戏，不用将此事放在心上。第二天，眼眶青肿的李俊换了一副眼镜一如既往地执导。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独特的气质，让我充分感知：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位导演、一位领军人物，他所具备的说一不二的权威性和淡定从容的震慑力。
责任编辑/翟建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