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好几个月前，我就想写这篇文章了。为何我终于动了笔？是因为我终于有空了吗？非也。我有学生作业要批改，有教科书订购单要填，有一份国家科学基金的申请要审阅，还有一堆论文初稿要读。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不去干那些事！这就是我称之为“结构化拖延法”的精髓之所在。我发现，这项了不起的策略能令拖延者们化身高效能人士，使他们因高产和善用时间而备受众人的尊敬与崇拜。
每位拖延人士，都会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往后拖。结构化拖延法则正是一门关于如何利用这一消极特征、让它为你服务的艺术。在这个概念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拖延不等于两手一摊，什么都不做。爱拖延的家伙们极少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确会做些略微有用的事，比如做做园艺啦，削削铅笔啦，画个重新整理文档的简图以便自己有空时去收拾啦什么的。为何拖延者们愿意做这些呢？因为做了这些，就可以不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而如果他们的待办事项里只剩了“削铅笔”这一件，那么天底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促使他们拿起削笔刀了。拖延人士完全可以积极有效地处理一些有难度、时效性强的重要任务，只要他们可以借此逃避去做更重要的事。
结构化拖延法正是利用了拖延者的这种心态，为某人必须完成的那些任务梳理出一个结构来。你把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按重要性列个清单，在脑子里想想也行，或者专门写下来也可以。你甚至可以称之为自己的“优先级清单”，把看起来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排在最前头，但也要有些其他值得一做的事位列其后。于是，完成后边这些任务，就变成避免去做清单最上方的任务的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排列得当的任务结构，拖延人士就变成了有用的人 ！事实上，他们甚至还能像我一样赢得“做事高效”的好名声哩。
我把“结构化拖延法”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回，就是同太太一道在一栋名为“索托楼”的斯坦福学生公寓里担任“公寓指导老师”（resident fellow）的时候。每到傍晚，尽管有学生作业要批改，有教案要准备，还有委员会的事要处理，我还是会走出我们紧邻公寓楼的小屋，跑到学生活动室里去跟住在那儿的同学打乒乓球，或是去他们的房间里侃大山，或者就只是坐在那边翻翻报纸。于是我因此赢得了美誉——大家都觉得我是位很棒的公寓指导老师，像我这种愿意花时间跟本科生们打成一片，并去了解他们的教授级人物，还真是举校罕有。我这么安排还不赖吧——打打乒乓球就不用去做那些更要紧的事了，还能赢得一个“契普斯先生”（Mr. Chips）的美名。
拖延者们往往采取完全错误的做法。他们尽量少向别人作出许诺，还以为如果自己手头上只有几件事要做，他们就能改掉拖延的毛病，顺顺当当地把事做完。可这完全违背了拖延者的基本天性，也破坏了他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根据我之前下的定义，清单上那寥寥几桩任务将被归为最重要的级别；那么避免去做这些事的惟一选择，就只剩什么也不做了。这可是一条沦为无所事事的“沙发土豆”（而非高效能人士）的不归路啊。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问：“清单最开头的那几件重要任务怎么办？永远也不做了？”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问题。
诀窍就在于，要为优先级最高的位置选对任务。最理想的备选任务有两个特点：第一，它看似有明确的截止期限（但实际上并没有）；第二，它看似重要的不得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幸运的是，这种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大学里的绝大多数工作都能归入此类，而且我敢肯定，大多数其他大型机构里的情形也是一样。
就比如在我目前的任务清单里暂列第一的这件事吧，是要为一本讲语言哲学的著作写一篇点评文章。这东西本该在 11个月前就写好的。为了不去写它，我已经完成了不计其数的重要事务。几个月前，出于愧疚，我给编辑写了封信，对人家说我实在太抱歉啦，这么晚还没交稿，同时也表达了我准备动笔的良好愿望。当然了，写这封信本身也成了我先不去琢磨那篇文章的一个理由。可结果呢，我也并没有比其他作者晚交多少。再说这篇文章到底能有多重要？也并没到登峰造极、无可匹敌的地步嘛，所以比它更加重要的事总归还会冒出来。于是到了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动笔的。
读到这里，善于观察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实践结构化拖延法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的。因为你得对自己用上一种“金字塔式传销”的招数，才能保持高效状态。一点没错，你要为那些夸大重要性、虚设截止日期的任务投入自己的精力，同时还得让自己相信，这些任务的确既重要又紧迫。这都不是问题，因为说到底，所有拖延人士都拥有一流的自欺本领。何况，还有什么能比利用一种性格缺陷去抵消另一种性格缺陷的负面影响更高贵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