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势头造就了汽车媒体的活力，同时也提高了对媒体的要求。如果汽车产业很有活力的话，通过媒体的传播，读者也能感受到这种活力。考虑到现在日本汽车媒体的衰落，我对中国的现况感到很羡慕。但是如果汽车产业的活力过于强大的话，媒体一不注意就会被吞并下去。所谓吞并，就是媒体完全依照汽车产业界的指示展开自己的论调，也就是惟命是从。要贯彻媒体自己的主张，始终走自己的道路，是比较困难的。相反，对赞助商言听计从是很容易的。
我是从1982年开始自己记者生涯的。经过12年4个月后成为了出版社的编辑顾问。从96年6月到2000年8月，担任“Newmodel magazine X”的主编。“Newmodel magazine X”在汽车媒体中发行量第3，是个什么都敢写的媒体。由此，从汽车企业获取的广告资金很少。比如说在发售2年前披露新款车的秘密、对汽车制造企业进行批判、对警察和政府等进行批判等，导致没有多少汽车企业愿意在上面登广告。也就是说，只有读者是站在杂志这边的。
这个主编是我自己“买”回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人人都想坐。这个媒体基本上不被记者发布会和试驾会邀请，也不受记者产业界的欢迎。这样一个媒体的主编，谁也不愿意当。但是从我担任这个媒体的编辑顾问后，就非常喜欢他。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媒体，因此我主动要求担当了主编。
但在我担任主编50个月后，我也感到有些疲倦了。当记者不能主导时，保持媒体的独立性，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也有一点需要反省。在保持了媒体的自主性和权威时，我有些忘记了读者的存在。不是想办法报道读者想知道的东西，而是着重于我想向读者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没有被记者产业界影响，但自己却却陷入了媒体本身无法自拔。
现在“Newmodel magazine X”依然健在，担任主编的是与我志同道合的神领贡，他还坚持着创刊时的信念。我担任主编时是个独善其身的顽固者，但神领主编的做法要柔和得多。在保持媒体风格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媒体的收益。这一点是我做不到的。不，是我没敢那么做。相对收益，我被困于做自己想做的事上了。因此，在最终出现几次赤字后我辞去了主编的职务。
日本汽车媒体最鼎盛的时期是1995年。我继任主编时，汽车媒体的销售量已经有减少的倾向。“Newmodel magazine X”以前最高销售记录是97年9月，这在某种意味上可称为奇迹。现在日本媒体销售规模还不到95年的一半，这种情况下“Newmodel magazine X”依然健在，我认为也是个奇迹。它拥有强烈的个性，受到读者的支持。我认为创刊30年来编辑方针从未改变是其生存至今的原因。能够保持的价值观是媒体的根源，但保持工作本身就非常困难。
我在“Newmodel magazine X”担任主编时，有一件事值得夸耀。那就是说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5个国家的汽车媒体组成了一个情报网络，分享还没在这个世界上登场的未来新型车的情报。大家互相进行情报交流，不断披露新车型，这真是件痛快的事情。但是为了维持这个情报网也很辛苦，当时我真的是很累。
现在我成为了自由记者，没有所属的组织，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进行这样自由主义的执笔活动有时也有些辛苦。不过和我担任主编时期相比差远了，我想我再也不会去当主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