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求援借人”
上影译制事业创业之初，人手极为匮乏，当时上影不多的专业演员全部集中于故事片生产，只得通过社会招收专业及业余话剧演员以及文艺青年加以培训来解决，翻译片组承接第一部译制片《团的儿子》（即《小英雄》）时，只有姚念贻，张同凝。陈松筠三名女配音演员。该片描写少年凡尼亚在家人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杀害后决心报仇，一次次协助苏联红军打击敌人的故事。片中的戏份集中于小主人公身上，几个成人角色的作用也很重要，因译制时间紧迫，无法临时再从外边找人，组长陈叙一当机立断，一边指派姚念贻、张同凝变化发音方式，分别为凡尼亚及另一个红军小战士配音，首创翻译片组女演员为男少年角色配音先例，一边向上影演员组求援借人，搬来了陈天国。温锡莹等“救兵”，协助担当几个正反男角的配音，开了动用“兄弟部队”参与译制的先河。
紧接着译制第二部苏联传记片《巴甫洛夫》。又“惜”来高博为主人公配音。高博是个有心人，在做准备时看到《东影通讯》上有篇文章，记述苏联一位导演认为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做翻译片工作，应当使之中国化，语气及声音表演更靠近中国民族形式，于是就尝试按照这种方式去做。但很快感到对白、语气装不进画面上的人物中去，由此琢磨自己的配音“是翻译工作还是改编工作”，经过思考觉得应当让观众像看一篇翻译小说似的保持着原著的精神，否则形象上是外国人，语气却是中国人的，甚至说着土话，一定有滑稽之感，特别是像《巴甫洛夫》这种名人传记片，于是他大胆地在语气、虚字上，保持着洋化的表演声音。同时，他又针对配录中出现的拼命注意发音与画面上口型的准确，眼睛睁大全身紧张，几乎像念书似的追口型，声音的发挥很不自然的状况，通过深思苦虑，感悟出最要紧的还是应当让声音的表现，传达出角色真实的情感，然后才是口型的准确。就在这样的逐步摸索之中，成功地完成了配音工作，积累起参与译制的经验。
译制第三部苏联故事片《乡村女教师》，翻译片组特意请来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台词配音。抗战期间名列影剧界“四大名旦”之首，此时已进入上影并主演了《女司机》的舒绣文担任主配。因该片获得斯大林电影一等奖，其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胜于《团的儿子》和《巴甫洛夫》，尤其是女主角瓦尔瓦拉的塑造极为感人，从含情脉脉的少女到皤然老妇，几十年中忧患频遭艰辛备历，感情复杂变化很大，既缠绵悱恻又激昂慷慨，既庄严肃穆又温柔慈爱，需要高水平为之配音。
已是赫赫有名的舒绣文慨然应承，而且以极为勤奋严谨的态度倾力投入，很快掌握初涉译制片皆成难关的对口型要领，并以其丰富表演经验，达到与原片人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剧中瓦尔瓦拉带着学生应考时朗诵的一首诗，译文近似直译缺乏诗意，导演曾想改写但又碍于口型，不敢贸然动笔，还是在舒绣文鼓励并参与下作了修改，影片放映后得到中学生喜爱广为流传。
舒绣文援手加盟，不仅确保了该片译制配音的高质量完成，而且起到了带动新手的作用。当时还是翻译片组刚招收进来的学员、后来成为配音大家的苏秀曾回顾说：“我在录音棚中看她录音，感觉她并没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可是全片鉴定的时候，却觉得她的感情特别到位，又有力度，让我领略了什么叫‘举重若轻’，也让我明白了，感情不到位，不能以喊叫代替激情。”
名导亲自上阵
舒绣文加盟令《乡村女教师》译制大为增色，使翻译片组更为倚重上影方面的支持，遇到重要译制任务，便沿用“配大片请大腕”的做法，一些著名导演、演员，相继客串于译配工作。
首先是1953年初《演员的艺术》一片的译制，此系苏联戏剧艺术教学片，是为纪念苏联著名表演艺术家塔尔哈诺夫而摄制的，其一生创造了许多颇具影响的艺术形象，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尤有特殊钻研，用斯氏理论指导创作实践，培养了苏联一代青年戏剧工作者。当时正值我国影剧界掀起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高潮，中央电影局将该片列为重要参照而下达译制，翻译片组全力以赴，组长陈叙一亲任总负责，特意通过上影调来刚完成《南征北战》拍摄、正在洽淮工地进行锻炼的资深名导汤晓丹出任译制导演，还借来高博，林彬。韩非等担任主要配音，连同翻译片组的配音骨干，组成很有实力的译制阵容。
汤晓丹认真观看原片后。感到译配难度不小。全片由塔尔哈诺夫在《热心》《死魂灵》《面包房》三个短剧中塑造的角色及教学情况组成，既有理论分析，又有艺术例证，对导演要求极高。必须系统弄清斯氏体系的基本理论以及对苏联戏剧创作的影响，为此，他仔细阅读了斯氏著作并作了详细笔记，又尽力熟悉过去知之不多的塔尔哈诺夫艺术生涯，因相关资料缺乏，只能借助原片加以琢磨。
在两位翻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将俄语对白台本译成中文后，汤晓丹立即率领摄制组投入案头、对词、排练等一系列准备之中。实践使他深感担任译制导演并不比执导故事片轻松。因为原片中人物形象已成功展现于银幕之上，配音演员惟有通过声音诉诸观众听觉加以体现，而其表达又受到口型的限制，如何保证译配的精确性、艺术性很不容易。尽管对片中三个短剧中的每一个艺术形象，从年龄身份到性格、遭遇，以及每句对白的含义、语气，感情乃至音量，都按照台本作了透彻把握和认真推敲，但在进行实录时。仍不时被“卡”住而停下。问题就在于原来对过的词，对照原片感到分寸不尽吻合甚或存在矛盾。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不厌其烦地查对原善、推敲台本，比照原本、字斟句酌，认真而仔细地加以修改，尽可能达到切合原片中人物感情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变化，而且演员配起音来也感到自然流畅、顺口顺心。让观众不但能听懂，并能会意。
经过这样反复“打磨”，该片历时4个月完成译制送到北京，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亲自审看通过，并专门建议正齐集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练话剧《屈原》的京沪著名影剧演员都看一看。
“大腕”再度出动
继而是1954年承译的又一部苏联获奖影片《收获》，原名《瓦西里·波尔特尼科夫的归来》，描写卫国战争中误传阵亡实为负伤的瓦西里返乡当上农庄主席的曲折经历，其中交织与妻子关系由疏离到融洽的演变，主创均为苏联著名艺术家，导演就是赫赫有名的普多夫金，因而翻译片组作为重点片对待，特意约请赵丹担任译制导演，并请来石挥、秦怡分别为男女主角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