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了中国第一条“电影预告片”
魏楠干过很多职业：为报纸拉过广告、在肯德基卖过快餐、推销过对讲机……对讲机怎么推销？“找一大厦，进去就找保安队长，教他怎么用。现在我还能修对讲机呢。” 回忆似轻描淡写，但当时，魏楠正在迷失中苦苦地徘徊。
“在家两个月没工作，哥哥推荐我去做影视后期制作，我想试试看吧。” 1999年他做起了机房助理，工作是录带子，同时自学剪辑。机会降临得有些突然，“非典爆发，师傅们纷纷撤离，公司没人了，这时来了个片子，没人剪，我就试试。剪完导演很喜欢”。这个人正巧是张艺谋的执行导演，魏楠就这样与张艺谋的团队结识了。
2005年，魏楠扛着一箱方便面，坐火车去了香港，学习新鲜的广告制作理念。回北京后，他便辞职开了自己的广告制作公司。然而现实却将魏楠冷冷拍下——公司连连亏损、债台高筑……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命运转折点吧。几乎在穷途末路时，魏楠接到了张艺谋的制片主任的电话，有个片子要给他做。但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做了，我要转行了”。对方要他来看看片子，他没拒绝。那时国内还没有“电影预告片”的概念，张艺谋从国外电影市场取经，认为“预告片”是电影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艺谋导演说，你干了这么多年广告，也做过电影，应该做个结合体，试试看电影预告片。我说不就是片花么？他说咱们这么叫，美国叫预告片。”
魏楠一下子折腾了两个月。然后，一段充满了搞笑、神秘、惊悚、跌宕起伏的《三枪拍案惊奇》预告片呈现在了张艺谋眼前，正是这部预告片，把无数观众“骗”到了影院。“我针对观众市场做的，圈内骂的人很多，我心想，完了，这一行又没前途了，继续想别的事吧。”在魏楠忐忑之时。媒体和观众的反响出奇的好，觉得预告片比电影精彩多了。“然后我就莫名奇妙地接了一大堆电影预告片，就见到什么是钱了。”
说到魏楠人生中重要的人，张艺谋肯定是绕不开的。他说，艺谋导演在他人生路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当初就“点”那么一下，魏楠便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中国电影预告片市场也一下被点开了。魏楠一个月会和张艺谋见上一面，聊聊天。创作上每遇到问题，也去找他商量。拿到金预告片奖杯的当天魏楠就兴奋地去见了张艺谋。“后来在我的婚礼上，导演在国外来不了，就给我录了一个特别长的 VCR，10分钟，说了一大堆。”
把观众“骗进”影院，把奖杯揽入怀中
自此，中国电影预告片市场的大门打开了。在魏楠看来，纵然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预告片可以为电影带来多少票房，但在电影营销里，它是最重要的物料，“预告片是惟一能让你看到电影里的东西的方式，可信度很高。” 国内电影人逐渐意识到预告片的重要性，找魏楠做预告片的大片一拨接一拨。
魏楠为自己的预告片公司起名为“追踪者”，英文是“Trailer”。讲起他的本行，魏楠底气十足。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为预告片而生的。2009年之前经历的一切都是要为投身预告片做足准备： 6岁开始拍戏，懂电影；学了 10年小提琴，懂音乐；社会阅历丰富，懂市场；做过广告，懂传播；剪辑出身，懂技术。“一个人必须有这些能力，才能做出成功的预告片。”
“在中国，说我是中国预告片第一人，不是我水平第一，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专业做预告片的人。我一直想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 怀着对自己的质疑，魏楠接下了电影《饥饿游戏》，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能接受好莱坞大咖们的检验。“我特害怕，估计应该没戏了吧，或者还行？”完成后，魏楠的心一直悬着，直到美国人回复，“没有修改意见，就是它了”。这才踏实下来，“而且，业内业外的评价，我这款比美国那款牛B”。回忆这次得到肯定的感受，魏楠难掩得意。
公司一个月同时做五六部电影，一年能完成四十部左右，百分之六十的工作由魏楠承担。“我的工作效率特别高，所有的预告片的创意是我来出，靠卖点去想创意，把控音乐、特效、剪辑。片子的百分之九十五基本都是我自己剪，一个月剪五六个、七八个没问题。”
常常有人问，到底什么是电影预告片？魏楠的答案是，预告片不是艺术作品，也不是广告，而是一支话题性视频——它要迎合电影的营销卖点去制作和投放，重新整合、做音乐和特效，一切为了把观众“骗进”电影院！
于是，魏楠不仅成功地把观众“骗进”了电影院，也为自己摘得了预告片界的奥斯卡——美国金预告片奖。其实，早前他就曾凭借《金陵十三钗》和《白鹿原》两次入围金预告片奖。这次，《画皮2》终于让他如愿，可魏楠却相当淡定。“获奖对我来说就是个心理安慰，中国大众很少知道它，电影业内人士也有好多不知晓。”那天，他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奖杯照片，朋友们却纷纷回复“这是什么啊？”，着实令他无奈。叹息归叹息，魏楠依然乐观，“再有个十年八年中国就可能有个电影营销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