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武侯祠来说，它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该区正因祠而得名。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主要由惠陵、汉昭烈庙和武侯祠三部分组成。祠庙现存主体建筑（除惠陵）均为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建，坐北朝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以及迁建的三义庙和新建的结义楼，共七重。祠内供奉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塑像50余尊，唐及后代碑刻50余通，匾额、楹联70多块，尤以唐“三绝碑”、清“攻心”联最为著名。
之所以出现君臣合祀的祠庙合体形式，成都武侯祠所体现的正是“扬君明德、彰臣贤能”的所谓“明君贤臣”儒学正统思想。祭祀诸葛亮，是因为他治蜀有方，为政贤良；而祭祀刘备，则是因为他知人善任，以德治国，君臣的合祀，虽然看似超越了世俗礼法，但仍是在儒学思想框架内的重构与强化。君臣有序的思想，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无形中因为有此“特例”，更增进了士大夫阶层忠君爱民的贤良传统；成都武侯祠在封建时代，当然是儒学获得国家意志与主流思想的又一创举。其实，与遍布于四川各地的文庙相比，武侯祠更像是一座与时俱进的儒学教育基地，以源于儒学经典，却在社会实践中成形的“君臣”观念更能教化百姓大众。如果说，在文庙——这所以祭祀儒学鼻祖孔子、传承儒学精神为职责的国家机构中，更多的是程序化、程式化的灌输儒学知识的话，武侯祠无疑更具实践与实证精神。
再来看青羊宫，它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该区正因此宫而得名。关于青羊宫的历史，唐乐朋龟《西川青羊宫碑铭》说：“太清仙伯敕青帝之童，化羊于蜀国。”在唐代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天宝十五年（775）， 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而幸蜀，居于观内。恰好诗圣杜甫居住草堂，亲见雨映行宫，即景赋诗《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中和元年（881年），唐僖宗为避黄巢之乱奔蜀，也在观中驻营。今所见者，均为清康熙六至十年（1667-1671年）陆续重建恢复的，在以后的同治和光绪年间，又经多次培修。宫内保藏有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刻《道藏辑要》经版，共一万三千余块，皆以梨木雕成，每块双面雕刻，版面清楚，字迹工整，为当今我国道教典籍保存最完整的存板，是极为珍贵的道教历史文物。
青羊宫的兴盛与传承，的确是因为道教与唐代宗室之间的相互扶持而形成的。众所周知，唐代宗室因姓“李”而附会道教始祖“李耳”（即老子），而将道教定为国教。整个唐代，都是道教机构发展与广为传播的黄金时代。但成都人崇奉道教与信仰道家精神，却并非始于唐代。早在西汉时期，生于成都郫县的文学家扬雄即深入研究道家著作与《易经》，著成《太玄经》一部，古奥高深，唐代李白也曾发出过“白首太玄经”的感慨；到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在成都近郊大邑县的鹤鸣山中， 张道陵创立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这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创立。事实上，在成都周边的眉山地区，就还存有大量的唐代道教摩崖造像；青城山更是自唐玄宗入蜀以来，就被官方加封的“道教名山”；所有这些名胜古迹，都见证着唐代道教在成都地区的空前盛行况。成都，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道缘”的城市。青羊宫的千年伫立，也正是成都人道家思想的一种集中反映与立此存照。
再来看文殊院。文殊院位于成都市文殊院街，作为四川省、成都市佛教协会驻地，是全国重点保护寺院。文殊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7）。蜀王杨秀以“圣尼”名，定名信相寺。唐宣宗（847-858）时期，予以修复重建，之后历800余年与世并存。经明末战乱之后，清康熙二十年（1681）重建，始改名为文殊院。文殊院是成都市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佛教寺庙。共有房屋二百余间，总建筑面积一点一六万平方米，有僧人六十多人。
文殊院的悠久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印度佛教南传中国史。实际上，位于西南腹地的成都，接受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有两条线路可循，一是通常提到的经西域传入中原之后再传来成都，统称为“北传佛教”，以这条线路来看成都佛教，无非是中原佛教的翻版，复制多于创造。而另一条线路，则是经滇缅茶马古道，沿邛崃蒲江一线进入成都，可称为“南传佛教”，这条线路是中国佛教史上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线路。而正是这条线路，创造了成都万佛寺遗址大发现，在这里发掘出了西南地区时代最早、雕刻最精美、样式最奇特的南朝（420—589）时期佛教造像。与这批佛教造像同时代的产物，正是中原佛教的代表作品——云冈、龙门石窟的摩崖造像；这就间接说明，成都佛教是当时与中原佛教同时代并行的中国佛教，而并非直接来源于中原佛教。自隋代创建的文殊院，则可能交替接受着北传或南传佛教的双重影响，而展现着更为复杂多姿的风貌。这所存世千年的都市丛林，就在繁华喧嚣的市井中默念真谛，感染着成都人的心灵；佛教思想悄然渗透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构筑着成都人的多重特质。
无论是积极入世、以经世致用为最高人生目标的儒教，还是超然世外、以神仙至道为人生境界的道教，还是普渡众生、以了悟因缘为人生理想的佛教，在成都本土的文化体系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但如此，在磨合与融汇的历程中，儒、释、道三教从共争、共存走向了共生、共荣的大格局，为这座城市的人生哲学与生活美学注入了新的养分。儒教仍在发挥传统价值观的教化作用，但贤者自贤、能者必劳的历史感悟，也常常驱使成都人凡事作退一步想，做慢一拍走。道教从很大意义上支撑着成都人的休闲哲学，顺其自然、无为而为的生活态度，使成都人多了一份从容与自信。佛教还在感化着善良的成都人，日行一善、凡事思量的精神洁癖，使成都的男子似乎也少了一点阳刚之气，多了一点随意适然的安稳与理性；512、420大地震以来的灾区重建事务，成都人义不容辞，也投入得最多。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有“味道”的城市。对“味道”的理解，各有各的解释，但归结到一点，无非是滋味入骨，渗透身心。仓央嘉措的情歌里边说，“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在成都，“双全法”也并不难求；岂止“双全法”可得，儒、释、道三教的“三全其美”也并不困难。我想，在这一场千年的文化大融汇之中，儒、释、道的“三全其美”，已经是深入到成都人灵魂中的东西，它的味道，虽不易描述，却一定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