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美国监控全球电子通讯，全球哗然。可是，不论从民调或媒体上观察，“棱镜门”在美国本土的震撼程度远未及得上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主流媒体关注斯诺登的私生活更甚于他所揭发的秘闻。
这其中，“恐怖”元素起了决定作用，波士顿案是恐怖袭击，棱镜门则是反恐，这根本差异决定了民众的反应。
只要回顾美国二战后如何一路走来，便明白“恐惧感”是美国人的软肋，而恐惧又是理性的最大敌人。二战后美国极担忧苏联壮大。苏联成功核爆后，美国人又感到核威胁逼在眉睫，于是担起反共大旗。
刺激民众恐惧感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是美国政客的基本功，当中最著名的有1964年约翰逊总统竞选时的女孩与核爆广告。虽引起极大争议，然而约翰逊凭核威吓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9·11事件后，国会急忙应白宫要求通过爱国者法案，授予政府秘密监听、拘捕和无限期监视可疑涉恐人物的权力。数十万美军随即参与长逾10年的两场中东战争。
9·11阴影下，美国绝大多数民众愿意为反恐做出牺牲，而且道德底线几乎不存在。透视式的机场安检是小事一桩，自爱国者法案通过之日，美国民众不但接受政府秘密监听，甚至连奥巴马政府以无人机击杀未经审讯的怀疑涉恐的美国公民，同样被默许。
斯诺登所揭发的监听项目，于美国民众来说可谓意料之中。棱镜下虽然可能失去隐私，但对日常生活不影响，更主要是棱镜满足了美国民众缺乏安全感的心理需要。美国人不能接受别国黑客，但对棱镜截取全球电子通讯则会认为是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当然权利。只要出于恐惧，什么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在美国发生。（摘自美国《星岛日报》）（编辑/立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