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一张肖像就是要从对象那里获得某种东西，而这也是我认为我的照片别人无法模仿的原因。那实际上不是关于摄影，而是关于在照片中的感情。”
——大卫·巴利
也许你不知道什么是“摇摆伦敦”，但你不可能没有被伦敦摇摆过，尤其在Vintage风大行其道的近几年，厚刘海、黑白条纹、中跟尖头鞋、彩袜等至IN的时尚元素，都是上世纪60年代“摇摆伦敦”的产物。而推动者正是摄影师大卫·巴利（David Bailey），他与摄影师泰伦斯·多诺万（Terence Donovan）、布莱恩·达菲（Brian Duffy）被看做是“摇摆伦敦”的核心人物。他们与《Vogue》以及时尚偶像合作，碰撞出无数前卫作品，包括披头士（The Beatles）、 崔姬（Twiggy）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摇摆伦敦”的概念比较笼统，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伦敦流行的青年文化现象，除了首当其冲的时尚外，也涉及到音乐、电影、电视等领域。性解放、嬉皮士、迷幻药、享乐至上、自我主义、娱乐至死……探访这些当代潮流的历史，几乎无一例外要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而伦敦，正是那个原点。这个城市在音乐、时装和电影领域爆发出了巨大的影响力，“伦敦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正在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好一番繁荣景象。”
小标：《放大》男主角的原型
上世界60年代的年轻人拥有与父辈完全不相同的价值观，享受到新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渴望并可以参加到这个游戏中来。大卫·巴利的照片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激动——他拍摄的时装摄影因大胆的情色渲染和模特的个性表现，令人难以忘怀，而他的人像摄影则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精雕细刻，在强化被摄对象外形的同时，也深入到对象的内心世界。
这个来自疯狂东区街头的摄影师，甚至说服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摄了电影《放大》，其中男主角是以大卫·巴利作为原形的角色。
《放大》在英美两地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人们从中看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典型的60年代生活。经典剧照之一就是摄影师跨坐在模特身上，近距离拍摄模特的面部表情。那是对上世纪60年代的忠实记录，也是对巴利现实生活的写照。他帅气的形象和作为摄影师的才华总是让女人们为他争风吃醋。在给模特拍照片的过程中，常常会有模特嫉妒地哭叫起来，她们担心他不喜欢或是厌倦她们。
事实是，巴利总是对准模特拍上两张就草草收场，他用一卷甚至几张胶片就完成一组大片。不同的题材与对象，他的拍摄时间从五分钟到两三个小时都说不定。在他眼中，拍摄的不是“模特”而是“人”。他给数以百计的60年代偶像都拍过照片。吃惊的是，那些名流政要们也像那些模特们一样崇拜他。因为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方法，一边聊天一边抓拍着自己的肖像人物。对他而言，聊天是必要的，是得以从对象口中获取故事与个性的途径，“一张肖像就是要从对象那里获得某种东西，而这也是我认为我的照片别人无法模仿的原因。那实际上不是关于摄影，而是关于在照片中的感情。”
小标：“不负责任”的坏小子
巴利的私生活像好莱坞明星一样得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他成了狗仔队研究的对象，成了小报花边的常客。人们说大卫·巴利是个十足的坏小子，他经历六段感情四次婚姻，“一时兴起”、“不负责任”是对他的评价。
1964年，巴利用他的不拘一格，他的豪放多情，俘虏了波兰斯基电影《冷血惊魂》的女主角凯瑟琳·德纳芙。两人在第二年闪电结婚。除去这段只有三年的恋曲，他与时装缪斯简·诗琳普顿（Jean Shrimpton）的关系同样为人津津乐道。
他们俩的结合成就了彼此。诗琳普顿拥有美貌以及与生俱来的镜头感。而巴利则具有鲜明的个性及创造力。1960年，巴利和诗琳普顿受《VOGUE》时装编辑Clare Rendlesham的邀请拍摄照片。Clare习惯传统、保守的拍摄方式，比如以曼哈顿的天际线为背景，而巴利则让诗琳普顿在不那么精致的背景前摆出非传统的、具有现实感的姿势。两套照片传到《VOGUE》总部，巴利和诗琳普顿赢了Clare，继而改变了整个时尚界的拍摄风格。而巴利也从不知名的小摄影师一举成为新势力的代表，那时的他才刚刚二十出头。在这个标志性的拍摄中，没有诗琳普顿的美貌和表现力，或缺少巴利大胆出位的创造力，两人都不会一举成功。
巴利被诗琳普顿深深地吸引，“她是我的终极缪斯，我再也不想看一眼其他模特了。”可惜的是，电光火石般的爱情总是短暂，巴利在与缪斯女神相恋四年后，又看上年仅15岁、有着极大眼睛、超细腰身、发育不良体格的Lesley Hornby，并将后者以mini girl的经典形象永远封存在时装史中。至今人们还会以赞叹的语气称道，崔姬Twiggy（Lesley Hornby的绰号）才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小标：不被束缚的摄影师
巴利于1938年出生于伦敦东区贫民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1956年，成年后的巴利去到英国皇家空军服义务兵役，买了一个照相机打发时间。一次偶然，他看到了法国摄影家卡蒂-布列松拍摄的一张印度女人远眺喜马拉雅山的照片。这件事真正改变了巴利。
“在这之前，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冲胶卷。然后我看到了卡蒂的照片并因此意识到，摄影可以提供某种东西。正好在这之前不久，我也同时发现了毕加索，那好像变成了一种信仰。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巴利也从毕加索身上学会了“不守规矩”：“自行车轮为什么一定要是圆的？毕加索有着简洁的视觉独创力，一点都不复杂，从来也不做作。我的摄影也是这样，就是简单。我不会介意有人不喜欢，我只做自己的艺术。”
巴利的照片与他的人生一样，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强硬与孤高作为底色，因此显得个性鲜明、风格强烈。他精力充沛，即便现在已经年逾古稀。他不仅拍摄、画画、做雕塑，还跑去阿富汗为士兵们拍照。
“要是不走运的话，我会一辈子生活在伦敦东区那个穷地方，有时我仍然难以置信自己的运气。”现在的他每年都要到位于英格兰南部达特穆尔的别居，一座与世隔绝、建于13世纪的石匠房屋中住上一阵子。他说自己一直喜欢恬静的生活，是媒体添油加醋渲染了他享乐主义的形象。与公众对他的误解截然相反的是，巴利的妻子说他33岁以后就滴酒未沾，也不太外出——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大卫·巴利，不被任何标签束缚，率性随心地活着。
